写完《瓦尔登湖》后，亨利·戴维·梭罗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康科德，在不长的余生里留下了几千页植物考察笔记，人们从中撷英取华，出版了《野果》和《种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这个书名让人感到一种诗意的道德力量：由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到一株参天大树的长成，自然的力量令人敬畏，在种子面前，人类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 

    梭罗是深深服膺达尔文理论的，不过他的身份却并非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事实上，在梭罗眼里，达尔文进化论最重大的教诲之一，乃是提醒人们：生物物种是“偶然和必需”的造物，是大自然神奇伟岸的写照。而科学，这一人类引以为傲的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不过是编排我们关于万物的知识而已”——1858年3月5日，梭罗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种子的信仰》是用类似如下的语言写成的：“如果你在地里挖一个池塘，很快就会有水鸟、两栖动物及各种鱼，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到那里的，自然看着它呢。她将专利局所有的能量调动起来，这样种子开始到来了。” 

    这个“专利局”是比喻自然进程的独创性。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植物，那么地球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像圣埃克絮佩里笔下那位小王子操心的小行星一样，被任意长大的猴面包树撑破。于是大自然展示了它平衡的智慧，它安排了各色各样的动物来调节这个进程：树种大部分被动物消耗掉了，少部分通过排泄、埋藏或丢弃留在了土地里，这样，最终长成大树的种子就十分有限。动物是消费者，“同时也被迫成为传播者和种植者，这是它向自然交付的税务”。 

    一个世纪后的“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柯索写下了一首《种子的旅行》“他们一路出发/不管去到哪儿/都有树木长大//坚果被健忘的松鼠忘掉/又变成更多的坚果/刺果黏上小动物的毛皮/而花粉在风里散播//而有些种子/面包是他们旅行的终点”。就对自然的观察和描摹而言，梭罗也是不折不扣的诗人。 

    构木为巢，织叶为衣，钻木取火，人从树上下到地面，以森林为衣食父母。后来，人类固然摸索出了种植农作物、驯养牲畜的门道，但是自然的奥秘不应该靠后天的知识去探究，因为这会颠倒自然与人的关系。科学可以让我们吃上香甜的果实，用上上好的木料，但是，我们关于生物适应—— 例如种子传播的机制和形式—— 又有多少理解？人们可曾知道，自然界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人苦心钻研所得的、可以让自己丰衣足食的科学知识，无非是复制了自然固有的规律而已？

    小松鼠在梭罗的笔下就是大自然安排的使者，活跃在整本书中。它们在夏秋季节埋下过冬时用的食物，也等于是在那里种下一棵树，如果一只小松鼠后来不幸死了，或是忘了埋食的地方，一株山核桃树就会长起来。

    所以梭罗对所谓的“科学”始终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冠以“发明”之名的“发现”。英国人摸索出了利用松树肥沃土壤、再在上面种植橡树的方法，还为此申请了专利，但这根本谈不上专利，因为在人类之前，“自然和麻雀早就这么做了”。英国人为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发现堪称“艺术”。 

    《种子》证实了梭罗对科学持有的谨慎怀疑态度。他在环绕康科德的林地里逡巡，一天走上二三十英里，就为了看一株在他人眼里平平无奇的橡树。和所有业余博物学者一样，梭罗对植物发生兴趣，完全基于瑰奇大自然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他在晚年的日记里经常强调自己“不研究植物学”，“再自然的(植物学知识)体系也是人为的产物”。他的植物学启蒙读物是毕格娄的《波士顿及邻近地区的植物》，一本当地植物名册，梭罗从中记住了很多植物的名字，因为“没有使用任何体系知识，从而很快就遗忘了”。他只是想“认识我的邻居——尽可能更接近它们一点”。这些邻居就是具体而微的花草树木，就是自然之手的力量推动着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橡树林。

    现代生物学走得太远了，它企图解析各种生物的生死过程、物种之间的互动以及地球上有机进化的独特历史。由此，现代生物科学奠定并一再确证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梭罗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植物学不能走得太远，不能超出告诉我们在沼泽和森林里生长的植物的名字的限度”。大自然安排好了一切，人类应当去顺应，而不是去试图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梭罗本人也是一颗种子，在他身后，一片无欲无求的绿树蓬勃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