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朱天心。”纵横台湾文坛几十年的作家朱天心，虽已年过半百，但仍是一副轻柔动人的嗓子，带着少女气的娇羞和礼貌的谦逊。

　　“把自己作为小白鼠”

　　自1977年发表《击壤歌》一举成名至今，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一笔写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结局”，距朱天心上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已近10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残酷再现了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淡薄如隔夜冷茶”的中年夫妻的情感危机。自身也进入“中年之痒”的朱天心，是否在生活中遭遇了与小说同样的困境？朱天心说，“真正有病的人是不知道病得多严重的，还能说出症状的就还没有病入膏肓。在婚姻问题上，我向来很心虚，所以也很怕别人问我自己如何看待婚姻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小白鼠，解剖开来。”谈及何以选择“中年女子情感”题材时，朱天心自言“毕业30年时曾有个重聚会，大家都是女强人，看上去都自信满满，但不知为何，偶尔也会惶神，像谜一样。我很想了解这些拥有一切的人，正面临何等困境。”

　　据说，朱天心创作这本被台湾作家张大春称为“读过的最恐怖小说”时，同为作家的丈夫唐诺和她坐在同一间咖啡馆里，一抬眼就能窥探到她笔下对中年婚姻的荒凉描述。唐诺读这部小说有何感想？朱天心说，他看完后只吐了一句：没想到你这样年轻。

　　丈夫是教练，女儿是怪小孩

　　朱天心与先生唐诺是台湾文坛最著名的夫妇之一，两人早在朱天心读高中时就认识了，十年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结婚。在朱天心的文学世界里，如果说姐姐朱天文是拉拉队的话，丈夫唐诺就是教练，这个严格的教练规定夫妇俩“每天九点准时去‘办公室’上班”，“办公室”其实是离家不远的一家普通的咖啡馆，夫妇一起抱着纸笔去咖啡馆开工，又一起回家，日日如此。

　　近年来，一起“上班”的还加入了女儿谢海萌。这个曾经自闭、幻想自己是小动物的小女孩画得一手好画，去年出版的《学飞的盟盟》，是朱天心以妈妈角色写成的女儿观察笔记，插图和配画全都是盟盟的作品，但这个古怪的孩子翻都没翻这本“母爱日记”，说是“不敢看”、“会起鸡皮疙瘩”。

　　朱天心一直想写一个关于台湾社会政治转变的大题材，叫《南国岁时记》。她说，如果身体可以，希望两年内写好。

　　对话朱天心：

　　我很害怕接受现实

　　广州日报：书名《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让人联想少女的浪漫爱情，但内容却是中年夫妇的困境，这是什么意思呢？

　　朱天心：我书里面，那个中年男子对他想要追求的中年女子说“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初夏的荷花”。这个比喻多动人，一下就让年届不惑的女人释怀，其实这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张爱玲讲的话，我偷偷搬过来了。

　　广州日报：但这个比喻让读者有“残酷”之感。

　　朱天心：我觉得是真实吧。我有朋友，四十几岁事业有成的男性，看了这个小说，觉得一下子崩溃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是身体不行了，他觉得自己感情也就没有了，但女人老去的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

　　广州日报：您和天文都是胡兰成的弟子，第一次见他是什么印象？

　　朱天心：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所以看到他第一眼，觉得就是一个老头，浙江口音也很重。但你跟他说上三分钟话，印象就会改变，他的言谈举止和思想会让人很快就忘记他的年龄。他周围总是围绕着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生，他对任何女生都很好，非常有骑士精神，我一直觉得他很像贾宝玉，的确很像是从历史画儿里走出来的人。

　　广州日报：听说小说里那本男主人公的日记，是真有此物？

　　朱天心：对，是唐诺从台北刚搬来的时候，我在他的杂物里找到的一个牛皮纸袋，里面就是这么一本日记，这也成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我一直很怕唐诺知道我说了这件事，结果小说出版以后，也印证了书里写的，他和书里的男主人公一样，完全不记得这本日记了。

　　广州日报：唐诺先生说您有段时间不想写小说了？

　　朱天心：很多时候，写作者很难免于有一种一生一事无成的绝望感。每个人写作的动力不同，对我来说，就是时刻保持对世事清醒的判断和愤怒，我好怕我的愤怒消失了。但同时我又很矛盾，因为保持愤怒感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人，那就无法再做一个创作者了。

　　广州日报：这是您现在写作遇到的最大障碍吗？

　　朱天心：不断增进的年纪和阅历，会让人被动地世故。简单来讲，开始接受现实，这对我是一个比较可怕的渗透。当我的看法慢慢和别人一样的时候，也是我写不出东西的时候。我很害怕成为和大部分人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