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推理，有图为证。人文社出版的两个版本的阿加莎作品集里都收入了作者小像，一张是雍容智慧的老妇脸部特写，另一个版本则收录了她年轻时候的半身像，修长身材，钟型小帽，表情羞涩文雅。无论怎么说，编者贯彻了“为尊者讳”的方针，在这两张照片上的阿加莎都是美女。 

　　但另一些难得一见的资料照片却暴露出她的缺点：在一张与丈夫合影的照片上，阿加莎穿着狐皮领的大衣，腿粗得仿佛大象，整个身形比她丈夫宽了整整一圈。 

　　“不，夫人，我们没有特大号的。”——负责沙滩夏装的营业员明显缺乏同情心，阿加莎这样描写她随丈夫去叙利亚考古前的置装经历。——“讨厌的的特大号！穿特大号真丢脸！被人一眼就看出穿特大号更丢脸！” 

　　对自己的体重问题，阿加莎并不缺乏自嘲的勇气：没有同情心的不单是营业员，还有她的丈夫马克斯，他去考古的行李箱鼓鼓囊囊塞满了书，盖子根本都合不上，他要求阿加莎坐在箱子上，“如果连你都不能让箱子合上，那就没人能办到啦！”马克斯毫不留情地说。 

　　现代女性可以在阿加莎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亲切之处：她热衷于买衣料和鞋子，尤其是鞋子。在去往中东的途中，她携带了多到匪夷所思的鞋子，令海关人员侧目。 

　　每个人都有罪 

　　阿加莎的价值观与个人好恶，在她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影子，她钟爱建筑之美，喜欢英国乡村生活，胃口很好，讲究美食，尤其是甜点；旅行是她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懂得品酒，曾试着抽烟但后来放弃了；更重要的是，她相信人性本恶，从来不惮把人往最坏处想，而且她有着强烈的、来自基督教的“终极审判”思想，这一价值观贯穿了她的作品。 

　　她那部著名的《无人生还》就体现了这种“每个人都有罪”的理念，法官对所有潜在罪犯进行审判，这些人都曾犯下罪行，但却无法被世间法律定罪。小说后来被改编成话剧，中国也引进了话剧版权，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到其中一幕是内心有罪的谋杀者因为恐惧而上吊，这时，在观众席的上方也突然掉下许多绳索圈，垂到观众的头上。人群中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也许，许多人因此想起了自己曾经做过的有愧于心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罪。 

　　在阿加莎的不少小说里，所有的嫌疑人几乎都有着等量的作案动机，换言之，在她典型的“密室”格局中，她先是平均分配着对涉案的五到六人的嫌疑，并用巧妙的暗示把读者引得团团转，而最后，她几乎是任意择出一人作为凶手。这种手法的劣势在于，当结局浮现时，有时会显得牵强，但好处却更加明显：作家可以随意改动凶手！阿加莎常常自己动手，根据小说创作舞台剧本，比如《死亡约会》，为了让那些已经看过小说知道结局的读者在剧场里再次倒抽一口凉气，她干脆选另一个人当凶手。 

　　在我捧读阿加莎的那些年头里，我常常体会到这种随机选择凶手的好处，最初读到的版本是台湾远流版(三毛是编者)，等到内地出了人文版，除了那些太过著名的谋杀，其余的故事你已经彻底忘记了凶手到底是谁，于是就可以再读一遍，再次与作家展开斗智的旅程。

    波洛的讣闻

　　人们通常认为阿加莎笔下的奥利弗太太就是她自己的写照，爱躺在浴缸里吃着苹果构思凶杀故事的阿加莎用奥利弗太太自嘲。奥利弗太太也是一位高产的侦破小说家，是波洛的朋友，常跟他一起被卷入命案，她的头发和帽子总是乱七八糟，思维毫无逻辑，爱吃苹果，虽然标榜“女性的直觉”，却徒有想象，在真实的凶杀案面前从来猜不对凶手。 

　　其实在更多的人物背后，都有阿加莎本人在诡谲地对读者露齿而笑，蛛丝马迹随处可寻。《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有位带着独女的奥特伯恩夫人专写露骨而拙劣的色情小说，毫不羞耻地鼓吹女性情欲，她向波洛力荐自己的新书《白雪黄沙》，“白雪覆盖在黄沙上，被点燃的情欲融化。”没人知道这位奥特伯恩夫人其实也是阿加莎自嘲，她少女时代的首个长篇习作就叫《白雪覆盖的荒漠》，她还偷偷地以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出版了数本言情小说——这项始于1930年的“秘密行动”，直到1949年才被后知后觉的媒体揭晓。 

　　虽然获颁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的大师奖，成为侦察俱乐部终身会长，并获得大英帝国女爵士勋章。但阿加莎从不以专业作家自居，她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她已预先为剧中人安排好结局。二战中，马克斯作为中东专家被派往北非，阿加莎再次参与医院的志愿工作，波洛的最后一案《幕后凶手》(又译《帷幕》)和马普尔小姐的最后一案《神秘的别墅》就是在炮火声中写就。这两个她创造出来的人物陪伴了她一辈子，就像她的朋友和亲人，战争当头，朝不虑夕，她必须先帮他们料理好后事方能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