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禁锢少写作自由些

　　羊城晚报：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

　　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我在1987年、1988年发了很多小说，并不是我在这两年写得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写了发不出来的。这些小说发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内容主题与当时的政治风不一致，这真让我当时感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暗无天日。但是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禁锢都没有了，中国文学的好阶段也到来了。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下判断的，要留待后人评说。很多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认识。反过来，当下好的作品，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说，在一百年前，法国文坛被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学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现在谁也不这么认为了。时间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因素。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

　　作协成立之初，是考虑到作家写作太忙，而由政府请几个“管家”帮忙打理与写作有关的日常生活，谁知几经异化，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就连小小的科长处长，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比如我们湖北作协前年换届，一个还没有加入作协会员的人，他的作品谁也没读过，忽然某一天，一纸任命就要来当作协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是最后选票得出的结果，居然还通过了。我认为任命这样的领导，必须要一步步进行，按照章程办事，这是对作家最起码的尊重。

　　回溯“文革记忆”

　　歉疚难平，自觉书写保持警惕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

　　余华：“文革”是我们的童年经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毕飞宇：我写“文革”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我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想到要写这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那段“文革”经历，时常保持一种警惕和恐惧。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不愿意这么不体面地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称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有个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从大字报上知道的。这种羞辱真是刻骨铭心。

　　刘醒龙：我们这一拨人，对于“文革”一直怀着忏悔的心情。虽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没干什么坏事，但是，这些歉疚和负罪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记载下这些感受。

　　毕飞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