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到深圳参加读书月三十本好书评选，得识马家辉先生，彼时他蓄浓髭，为陈子善笑称“青年马克思”。一日饭后在酒店房间闲聊，他取出刚在上海书店出版的精装小册《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相赠，是他谈电影的集子，此前我曾有北京三联书店版《目迷·耽美 卷一 江湖有事》与《卷二 爱恋无声》二书，读后颇喜欢他写电影的那些文字。隔日去香港，于书店寻得他早期几册港版小册子，写井市时尚，与他写电影大有距离。今年又得三联书店寄来新书《死在这里也不错》，为其游记结集，可知他写作多近于现代生活，又带有“废墟里看见罗马”式的怀旧情绪，撩起人们心底的温情。他写游记与写电影随笔皆好，难怪林青霞会给他的书写序，而他旅游又不忘观赏当地电影，大有时空叠替之感。借此话题说开去，写电影文章大体可分作两类，一是谈电影观赏，一是谈电影艺术技巧，法国人安德列·巴赞著有《电影是什么》，则观赏与艺术兼论。这之外另还有一种谈电影旧事的文字，按时间线索写来，成为电影发展史。

    《香港早期电影史》以香港一地记述其电影历史，时间在1897到1945约五十年，此类地域文化发展历程，在早期颇为显著，尤以上海电影堪作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代表，然电影这门艺术在中国很受政治影响，1949年后中国内地电影呈北京与上海并立景况，而至今日，则转变为以北京为中心。但香港电影偏于一隅，受殖民化影响甚重，又有岭南热带风情习俗及语言之异，风格自别于内地，可独立成篇章。作者周承人、李以庄二人在书前《自序》言1981年即有“香港电影研究”之意，至1984年始得着手开展，可见作者研究香港电影迄今已二十多年，成此书颇不容易。书中所论香港电影发展颇多琐碎，是以细节连贯成脉络，串而为史，因此读来饶有趣味。不过作者在《自序》里列出四条：“我们根据史实在以下问题取得若干较大突破1．确定了电影传入香港的时间；2．解读黎民伟的《自述》，确证华美公司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从而对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3．梳理史实，确认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作出的贡献，证明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4．深入研究了港／沪联华影业公司，重新确定罗明佑在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中的历史地位。”，并言：“这些都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很有点自我鉴定的味道，只是不曾想到读者未必认同，反倒使读者看出作者认知水平，免不了以自身立场对电影艺术作好与坏的判别，譬如对鸳鸯蝴蝶派的排斥等。其实早期中国电影当以鸳鸯蝴蝶派故事为主，渐渐转移为鸳蝴派与新文学并立而发展成为现实主义流派，大不必一味抹杀掉。

    是书分五章组成，另附《香港电影大事记（1897—1945）》，其第一章《香港电影的缘起》中有《电影何时传入香港》一节至为重要，颇多史料整理和考据。第四章《抗战期间的香港电影1937—1941》与第五章《沦陷期间的香港电影1941—1945》尤多论述，此时期对香港电影的发展影响甚大，上海文化界人士离沪赴港使香港文化得到新的艺术感受。由沪来港的报纸与文学杂志铺垫出上海与香港同步发展的景象，也使香港成为上海文化的后方。作者因此所述：“战时内地文化精英到香港，带动香港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香港电影从进步文学方面得到支持，亦有助于提高香港电影素质。香港电影界中粗制滥造、思想意识低下的纯商业路线，遭到激烈的批判。”则未免想当然，毕竟纯商业电影未必粗制滥造，更不可与“思想意识低下”划在一起，可知作者对香港电影研究有成，论述则不甚高明。

    其实写这类地域电影史，还是应以当地作者来作研究为好，尤其香港一地，生活与思维方式皆别于内地，说来大陆与台湾文化趋于相同，惟香港区别甚大。前面说到马家辉先生谈电影的文章，很可看出香港人的生活态度与赏识趣味，可举香港警匪片与黑社会打斗片，近似好莱坞的作风，都为大陆与台湾所不可复制。以此而言，写香港电影史当以熟知香港社会与生活为要，作者身在广州研究香港本无不妥，然以内地思维推论香港，则印证作者自我所言“隔山买牛”，陷于立场辩白与政治说教，使好作品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