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纳博科夫似乎是有意模仿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来写自传。他在《文学讲稿》中让读者别把那本书看成普鲁斯特的自传，但他却按普鲁斯特的方式写了一本。不过，里面的风俗故事很少，更没有伤风败俗的丑闻夹在其间。总之，这是与卢梭《忏悔录》完全不同的自传。

    它同时也是一本美文集，每一篇都可单独拿出来，像一幅幅老照片——如果还注意到其中夹杂的那些历史旧闻，那么你可能更喜欢把它们比作是贴在旧报纸上的老照片。

    在本书中，纳博科夫只提过几次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是一旦提到就好像必定要挖苦一下。他把陀斯妥耶夫斯基看成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头怪物，并表示倘若要他来编一本《俄罗斯文学作品选》，陀氏的作品一页都不会放进去。

    纳博科夫是文学理想主义者，可能认为这样的作家站错了队伍。他老想把他们从文学家的队列中清除出去，让他们与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这样“病态”的哲学家为伍。

    类似纳博科夫、福楼拜、王尔德这样的风格论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一般都是生长在有产阶级的家庭，所以对苦难有同情但很难真正理解，正像当人吃饱以后很快就会忘却饥肠辘辘的感觉。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不是“饥饿艺术家”的祈祷书。

    他们大多对文学中的批判思想不屑一顾，要求把艺术从沉思反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艺术的目的是创造美，而伦理学的价值不过是美学的附属物，艺术不是引起人的思索而是让人去尽情感受。

    这就涉及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我们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对纳博科夫来说则全无用处。在他看来文学别有意义：“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它的重要社会意义，而是它的艺术，只有它的艺术。”

    倘若博纳科夫受过真正的苦难，那他就会明白，那种艺术太浮太无意义了。王尔德在两年牢狱生活后不也无法写出自己早先唯美主义风格的作品了吗？

    文学太不同，不说也罢。要看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是要自己读，别听别人的为好。可要读纳博科夫，还是需要看一些评论，特别是他《文学讲稿》一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