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惊呆了，当卡那封勋爵急切地问我：‘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吗？’当时我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是的，简直妙不可言！’”这是1922年11月26日霍华德·卡特在打开图坦卡蒙陵墓的第二道门后发生的对话，他是自墓室封闭后三千多年来第一个目睹了里面遗物的人。几年前当我们一家人来到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时竟然由于安排未周的原因而错失了进入图坦卡蒙墓室的机会，极感懊丧。尽管在开罗的国家博物馆我们不止一次地观赏过该墓最重要的珍贵遗物，但是未曾置身于原出土地点仍是极大的遗憾。亲临那些堪称伟大的考古发现的现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是的，简直妙不可言！”当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的竖穴墓群中找到谢里曼于1876年发现“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的那个竖穴时，以及当我站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宫殿遗址上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简直妙不可言”。 当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考古学系，然后才是历史学系；后来读历史系时曾有过去粤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学习洞穴考古的短暂经历，毕业后也曾在宁夏须弥山参加过正式的石窟考古调查，深感考古工作的魅力也是难以言传的。

　　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的《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余西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说卡特因为意识到图坦卡蒙陵墓代表了人类一段失落的历史而惊呼，而他看到了那些事件是“如此生动，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该书以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知识说明人类是如何发现和重建自己的过去，在目前中文版的考古学概论类著作中无疑是极为成熟和经典的。在第3章“考古学理论的变迁”、第16章“意识形态与象征系统”和第17章“历史重建的理论”这三部分，作者对考古学解释的理论模式及其合理性作了系统而扼要的叙述，为学习者提供了颇具实践价值的理论框架。可以说，考古学研究之所以“妙不可言”的最深邃的原因，就在于它并非历史学的附庸，而是在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建构了对于考古遗存的有意义的解释。

　　在目前有关媒体和信息研究的大量著述中，乔尔·鲁蒂诺和安东尼·格雷博什的《媒体与信息伦理学》（霍政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因两个突出的特征而吸引了我的注意：一是政治哲学的角度与深度；二是以大量案例、文选而凸显的实践语境。政治哲学把信息问题看作是权力的存在与运作的合法性的基础，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民主的经典自由理论将‘信息自由’的根本价值作为其基本前提”。全书开篇所谈的就是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问题，在第一节“言论自由”中摘选了以捍卫言论自由原则而知名的纳特·亨托夫的《言论自由是我的，不是你的》一书的部分内容。读这篇文摘令我想起了胡平写于1975年的《论言论自由》，很难想象在当年的思想资源语境中一个中国青年能写出如此深刻与雄辩的文字。在今天，对于信息与言论的政治学关注更有现实的意义。去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媒体认为这仍是政府主导下的有限信息公开，行政权力之手难以自解信息公开之结。在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中，公民的权利范围一般来说必然包括“信息自由权”，许多国家更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此实施保障。在英国学者恩靳·伊辛等主编的《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20页“公民权利的范围”中，在个人政治权利之下就有“信息自由权”一项，其中就是包含有公民知情权。该手册还提到政治权利中包括有免费获取政府信息（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以及进行政治查询的权利，而且还包含有政府应该为公民实现其知情权提供物质上和技术上帮助的规定。在强调以政治哲学为切入角度的《媒体与信息伦理学》一书中，许多个案也正是涉及公民权问题。显然，在媒体与信息时代的大众狂欢的背后，政治学的利剑高悬于信息公路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