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隔离”。阿尔邦似乎懒于和读者分享作家有趣的生平——尽管传主的生平经历可能比他的小说还要精彩得多。这本篇幅短小的传记，阿尔邦主要的精力都是在探索陀氏的思想轨迹。与其说这是一本传记，不如说是又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评论。看来，与大多数研究者一样，阿尔邦又是一位不幸淹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中的学者。再此，我为对于陀氏生平充满兴趣的读者补上一部基本读物，那就是格罗斯曼那本精彩绝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这个絮絮叨叨半疯癫半哲人的作家写的故事，和他小说的篇幅一样笨重，从单纯的文学叙事角度来说，他和好发哲学议论的托尔斯泰一样，总让人感到沉闷甚至昏昏欲睡。或许是传记作者有意要抛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体评论的无休止絮叨，作者对于作家后半期（1856年流放归来后）的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基本上只用一个形容词来评价——“伟大”。“伟大”这个词汇，对于“身后站着鞭子敲骨吸髓的出版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的传主来说，显得体面而又不失敬意的。更为重要的是，阿尔邦似乎要藉此抛弃繁琐的文学评论，从而转入文学层面之外的话题，这正是无数学者淹没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世界”。

    这本传记从第一章开始，就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与作品置入作家与“俄罗斯西化派”紧张关系之中，以此为轴心，阿尔邦试图撬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世界。所谓“俄罗斯西化派”，是指由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等人为代表所开启的社会民主与虚无主义思潮，统而言之，这一拨都是法国启蒙思想在俄国的衣钵传人，包括此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激烈交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兰诺夫斯基等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地图上，“西化派”与“进步”二词毫无疑问是捆绑在一起的，正如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一般，洋务派、革命派与及“五四”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轨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化派的关系，可谓“始乱终弃”，早年因亲近“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获罪、中年与社会民主派论战不休、晚年为大俄罗斯主义招魂，纵观陀氏一生，真可说是越活越“反动”。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无须过多论述，有晚年《作家日记》中连篇累牍为沙皇、正教与农村公社“三位一体的俄罗斯”的辩护政论为据。这位脱离了形象思维的伟大小说家写政论来与“西方派”开战，一如赤手空拳对阵洋枪大炮的猛士，所剩的就是梅什金公爵（《白痴》主角）口中叨叨不休的“上帝与兼爱”这样苍白无力的布道词汇。不惟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托尔斯泰喋喋的也是“上帝与兼爱”。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文章“反动”不过如此，但他的小说的力度却来得猛烈得多。于此，阿尔邦重新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思想冒险，从故事中再次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手段，彷佛拉斯科利尼科夫（《罪与罚》主角）手中那把斧子——笨重而又不失刚猛，在向读者交代清楚犯罪动机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砍了下去，放高利贷为生的犹太老太婆人头落地。陀氏向读者交代的犯罪动机是，拉斯科利尼科夫认为老太婆是个社会渣滓，杀掉她，既是替天行道，也是对自己反抗社会的勇气的锻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故事中，年轻、地位卑微而又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男女主角们（多有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的想法总是如此突兀。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启蒙主义既构成了主角们的基本世界观，同时这些人物又时刻以挑战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为乐，这些挑战，最终变成一出出凶杀悲剧。

　　作家倾尽平生之力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凶杀”达到了最高潮，具备高等教育的伊凡诱导私生子弑父，在本书《宗教大法官》一章中做了，伊凡对于弑父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上帝死了，一切无所不可”。作家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追问，上帝之国难道必须让位于尘世的律法？为建立尘世之国（暗指日后的俄国革命）必须要牺牲个人的幸福乃至生命？“上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理想主义的秩序化身，而现在，启蒙理性的大潮将这过去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神权政治社会彻底打倒。有趣的是，卡拉马佐夫这个姓氏来源于卡拉科佐夫——此人是1866试图谋杀沙皇的民粹党人（社会民主派的一个分支）。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十九世纪动荡不安的时代，目睹沙皇政权土崩瓦解，理性主义即将杀死“三位一体”神权社会，忧心忡忡的，却是传统和俄罗斯的彻底覆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批判，在今日文明冲突加剧的全球化世界中依然尖锐刺耳。在启蒙主义的躯体上，他的遗产就像一把匕首，划开了一道伤口，至今仍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