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隔离”。阿尔邦似乎懒于和读者分享作家有趣的生平——尽管传主的生平经历可能比他的小说要精彩得多。这本篇幅短小的传记，阿尔邦主要的精力都是在探索陀氏的思想轨迹。看来，与大多数研究者一样，阿尔邦又是一位不幸淹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中的学者。 

　　从文学世界到思想世界 

　　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是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这个絮絮叨叨半疯癫半哲人的作家写的故事，和他小说的篇幅一样笨重，从单纯的文学叙事角度来说，他和好发哲学议论的托尔斯泰一样，总让人感到沉闷甚至昏昏欲睡。或许是传记作者有意要抛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体评论的无休止絮叨，作者对于作家后半期（1856年流放归来后）的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基本上只用一个形容词来评价——“伟大”。“伟大”这个词汇，对于“身后站着鞭子敲骨吸髓的出版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的传主来说，显得体面而又不失敬意的。更为重要的是，阿尔邦似乎要借此抛弃繁琐的文学评论，从而转入文学层面之外的话题，这正是无数学者淹没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世界”。 

　　这本传记从第一章开始，就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与作品置入作家与“俄罗斯西化派”紧张关系之中，以此为轴心，阿尔邦试图撬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世界。所谓“俄罗斯西化派”，是指由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等人为代表所开启的社会民主与虚无主义思潮，统而言之，这一拨都是法国启蒙思想在俄国的衣钵传人，包括此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激烈交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兰诺夫斯基等人。在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地图上，“西化派”与“进步”二词毫无疑问是捆绑在一起的，正如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一般，洋务派、革命派与及“五四”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轨迹。 

　　最亲密的革命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手段，彷彿拉斯科利尼科夫（《罪与罚》主角）手中那把斧子——笨重而又不失刚猛，在向读者交代清楚犯罪动机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砍了下去，放高利贷为生的犹太老太婆人头落地。陀氏向读者交代的犯罪动机是，拉斯科利尼科夫认为老太婆是个社会渣滓，杀掉她，既是替天行道，也是对自己反抗社会的勇气的锻炼。 

　　作家倾尽平生之力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凶杀”达到了最高潮，具备高等教育的伊凡诱导私生子弑父，在本书《宗教大法官》一章中做了，伊凡对于弑父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上帝死了，一切无所不可”。作家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追问，上帝之国难道必须让位于尘世的律法？为建立尘世之国（暗指日后的俄国革命）必须要牺牲个人的幸福乃至生命？“上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理想主义的秩序化身，而现在，启蒙理性的大潮将这过去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政治社会彻底打倒。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近百张珍贵历史图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赫尔岑与欧加缪夫合影”和“格兰诺夫斯基”。赫尔岑照片常见，欧加缪夫未曾一睹风采，此次得见，未料到被赫尔岑称为“最亲密兄弟”的欧加缪夫长得竞和赫尔岑如出一辙，看来革命兄弟，各有各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