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在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局势下，如何缓解这样的城乡收入对立？

　　蔡昉：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基尼系数究竟有多高，是否还在继续提高，其实是不确定的。就全国基尼系数而言，按照学者们的分解，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如果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统计中都遗漏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收入，就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也不一定是在继续扩大。不过，收入差距仍然是存在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当前城乡收入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随着非农产业逐渐吸收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或者劳动力紧缺。我们将达到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刘易斯转折点，那时必然导致提高工资收入以改善劳动条件，城乡差距缩小过程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当前有些变化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政策倾向已经很明显地进入根本转变城乡关系的阶段，农民工居住、就业等已经逐渐改善，其他政策改革也提上日程。

　　《中国经营报》：说到根本性转变，目前社会各界聚焦还是农村土地改革，特别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有观点认为最终表态低于大众期望，你怎么看待土地改革问题？

　　蔡昉：到了新的阶段发展之后，政策也必然有所反应，各地对于土地制度已经有内容丰富的探索。当前土地制度仍旧还在家庭承包制框架之内，我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土地的关键词研究了一下，我认为在这个框架之内已经足够展开探索。也有人觉得三中全会的文件不够过瘾不够分量，我认为这是由于预期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预期。当前农村18亿亩耕地已经接近红线，那么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很可能就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当做最后一次开发机会。我认为，首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有自身用途，这个框架不能突破。其次农民现在已经可以不同形式参加土地开发，比如入股开发、分红、用益权等方面，有足够的制度空间进行探索。不能以剥夺农民土地作为衡量文件改革力度，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文件归根结底在于保护农民权益，维持良好城乡关系。

    看待制度变革不能非黑即白

　　《中国经营报》：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有人认为最开始推进有如急风暴雨，后期却有所放缓，某些领域有不彻底不充分之嫌。从你新著对农村改革的历史回溯，应该怎么评价农村改革？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以增量改革推进，农村改革也是一个符合改革自身逻辑的推进进程。我们考察从农村改革的每个阶段，确实有着很多没有完成改革任务，但整个过程仍旧是向前推进，往往是进程到了那一步，然后就按照制度演进逻辑推进。制度变革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关，不能因为特定时期快一些或慢一些去判断农村改革的性质和进程。

　　农村改革作为改革开放发起领域，我认为在内部看是最成功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发展很快，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步伐加快，农业改革开始步入维持阶段，但是维持也是一种进步，目前城乡关系正在逐渐改善，这三十年农民收入增长也是全世界最快的。

　　《中国经营报》：你在书中断言一旦城乡收入差距回复到1∶2.57，也就是三十年前水平时，一个新的制度变革又会发生。那么，你预测农村改革下一步什么领域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蔡昉：我认为今后有几个领域可能会有新的突破。首先就是户籍制度，我们现在不改户籍制度却允许流动 ，事实上已经造成一定问题，比如农村人口结构扭曲、城市就业供给不稳定、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能良好覆盖，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农村，也影响城市发展。问题形成制度需求，那么制度供给加快，我预计城乡社保体系今后一段时间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第二，农业一直受到抑制，后来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因为这是历史遗产，过去我们剥夺农业，现在回报，所以有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目前我们补贴已经非常高，达到1028亿元，对于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补贴不能代替价格机制与市场机制，有研究表明补贴增收不一定增产，补贴的作用存在极限。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改善，比如当国际粮价回落，价差不那么大的时候，我们也开放农产品市场，形成价格传导机制。只有真正发挥价格激励作用，农业才能成为一个独立产业，不被当做特别的、弱质的产业。

　　第三，土地制度可能有一些变化。目前的众多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土地是生产要素，可以流转、具有价格、还可以资本化，今后就是让土地回归生产要素的基本面。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