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三十周年之际，中国农村改革再度走到十字隘口。

　　一方面各方推进土地改革呼声日高，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工失业浪潮暗涌，金融危机使得农村改革再度驶入深水区。作为长期关注农村改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期走访多个城市进行就业调研，他的新著《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更是历史性地总结回顾了三十年农村改革风雨历程。

　　经济大势变幻时刻，农村改革更是成为政策风向标。如何评价农村改革？如何进一步优化土地制度？如何解决就业困局？本报记者就农村改革历史与现状专访了蔡昉。
 
    解决农民工失业靠市场调节

　　《中国经营报》：随着经济周期进一步恶化，农民工失业问题开始引起重视，农民工将纳入失业率统计范畴 。表面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倒闭，深层次原因也与整个农村制度息息相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将农民工失业带来的各方面震荡降低到最小？

　　蔡昉：我们现在看到农民工户籍在沿海城市难以解决，他们往往从一个城市换到另外一个城市，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这样的制度安排不那么理想。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农民工以前已经在当地解决居住问题，那么面临如此大规模冲击时候，加上失业下岗、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农民工今天境况会如何呢？

　　首先，十年前农民工外出打工因为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收入，离开农村之后家庭务农收入不会减少，这意味着外出没有机会成本，回家是最坏的选择。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三农政策比较优惠，农民工返乡也能够有点事做，返乡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其次，中国农业一直是非农产业劳动力蓄水池，现在大规模投资也会带动就业，相信一些农民工也会重新回到城市。

　　我常去珠三角等地考察，2004年遭遇民工荒，当时企业都着急雇不到工人，现在企业则告诉我经营困难，已经或很可能继续裁员。我们现在遇到的冲击属于宏观经济周期现象，就必须采取周期政策。归根结底，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在于创造新的岗位，这必须靠市场调节。积极的财政措施使得政府投资开始加大，虽然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但是这类产业的前后连带效应能够激发私人资本的信心，私人投资也会相应回升，因此整个投资也会加大。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农民工的保护降低，比如目前农民工失业被纳入地方的失业统计，这就给出一个信号：地方政府必须对农民工失业加以重视，承当责任。

　　《中国经营报》：无论是中国城市化的要求，还是农民工的自身意愿，融入城市仍旧是其较好选择，那如何突破户籍制度瓶颈呢？

　　蔡昉：户籍并不仅仅是一张纸，户籍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福利，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户籍制度改革确实只能选择渐进方式。一方面中央近些年确实已经在改善农民工待遇，地方政府也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如果大量农民工为户口蜂拥而至，城市将在财政意义上过度拥挤，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捉襟见肘，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有人认为这些年户籍制度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农民工待遇、自由流动等外围制度变化很快，这其实也是在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在过去三十年，松动户籍制度一直是改革的正常逻辑，但是在改革的较早时期，发展的较低阶段，从改革理念成熟到推行政策之间会遇到各种利益集团阻碍。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法则打破集体行动中的数量悖论，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推广开来。

    现有框架足够土地改革探索

　　《中国经营报》：谈到城乡关系，你在书中有一组数据，说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2.57，诱导中国农民自发地、义无反顾地全面“退出”人民公社体制束缚；而2006年，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恰好也是1∶2.57。从数据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一度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三十年后又回到原点，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蔡昉：我认为这种现象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发展、农民收入并不是没有增加，只是城市增长太快使得城乡差距得以保持，农村发展慢一些，从2.57：1到257：100毕竟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基本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富裕问题。

　　我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考量城乡差距不能只用收入差距增长来衡量，关键还在于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城市与非农产业的速度，核心在于创造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因为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中的最核心过程。如果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农民获得非农就业的收入总量是很大的。最后，我虽然使用这个数字，但是我同时也怀疑这个数字没有考虑农民工群体收入情况，这部分收入介于城市与农村收入水平之间，今后比较应该是三级比较，而不仅仅是二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