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出版。波普尔在其中提出，理论必须能够被经验反驳，可证伪的因素越多，该理论的精确度和适用范围就越高，经受住的考验越多，该理论就越成功。这与我们过往的“实验是用来证实理论”在表面上完全不同，两者有着内在的继承性，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证实本身的不可穷尽，“证伪”说的确实超越了“证实”，令我们对于理论的评判更加客观严谨，更具可操作性。而其实无论证实还是证伪，其依据都无非是实践经验，实践经验既包括相对被动的经验观察，也包括主动的设计并进行实验。经验观察及实践实验的现代科学传统，恰恰始于亚里士多德。

    无怪劳埃德爵士在书中说：“……亚里士多德根本的而且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贡献则是他既在理论上主张，又在实践中确实证明，进行具体经验研究是有价值的。”说亚氏不重试验，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反观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偏重于实用技术，偏重于发明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归纳上有所不足。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的开头，记录了周公与商高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的对话，谈到大禹治水时总结出“勾三股四弦五”，此话语描述的是一个特例。在《九章算术》中，其表述为：“把勾和股分别自乘，然后把它们的积加起来，再进行开方，就可以得到弦”，这是由特例向普遍规律的进步。多数认为，《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1世纪前后。而直到公元222年，三国数学家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对此数学规律进行了证明。由此，该数学定理在我国被称为“勾股定理”。

    在西方，该定理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为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50年发现并证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问世的《几何原本》中，该定理被表述为：“如果在一个三角形中，一边上的正方形等于这个三角形另外两边上的正方形的和，则夹在后两边之间的角是直角”，并且给出了欧几里得自己的证明。

    据此，无论是从表述的普适性还是从有记录为证的证明方法来看，该定理的命名，我国古代数学家都无法掠古希腊数学家之美。

    所幸，科学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为了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争强好胜的攀比，而是以对自然或者人类社会切实且卓有成效的理解和解释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无可否认，古希腊的科学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富有成效、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起源。

    古希腊科学那理性的光芒，虽已久远，但依然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