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丹佛是美国西部开拓史上的金融重镇，也是铁路干线翻越洛矶山脉前后加水添煤必停的中途大站，地近车站，设备华丽的“布朗宫”乃名流商贾居停最佳选择，而“布朗宫”也极可能是孙氏流亡期间所住过的最高级饭店了。至今建筑除于对街略有增建，其暗红色的风貌一如旧观。距前方广场不远处，还矗立着一座1888年启用的宏伟教堂，悠扬的钟声，想必亦曾召唤身为基督徒的孙氏前往静思默祷。“布朗宫”为纪念中国革命元勋进驻时欣逢“武昌起义”这件亚洲百年一遇的头等大事，于是孙氏1911年10月10日人住的签名簿亦成了珍藏，其下榻过的321房则改成会议室，以利永久公开展示。
    为搜罗清末民初革命史料，笔者曾节衣缩食，排除万难，前往华府美国国家档案中心(NARA)钻研月余，另赴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I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申请调阅档案，试图进一步发掘中山先生一度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以掩护革命工作的文件。唯受限于个人条件，其间收获相当有限，但总算见识了先进国家保存档案的制度，而民国史料之多元繁复，待解谜团所涉之庞杂有如星河的各式典藏，亦令初见者咋舌不已。感慨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出入各研究单位孜孜不倦的人潮中，尚可偶尔见到日本人、韩国人，但偏偏两岸中国人脸孔永远居于少数，甚至就一直只有笔者孤单的身影。这是本书出版前，笔者最耻于表白的至痛！
    中国自古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三不朽”。西班牙人则以下列三件事情，视为人生最值得用心完成的大事：“生个儿子，种棵树，出本书。”
    何以生个儿子会跟一棵树、一本书等价齐观？
    重男轻女，虽有标举男性沙文主义之嫌，但基于传宗接代，芸芸众生为延续基因香火而有所偏袒，何须苛责？种树，则裨益水土保持、造景绿化与生态环保，兼具多重的经济和人文效益，怎么算计都是好事一桩，又岂有异议之理？
    但出书这档看似平凡的使命，恐怕就很难单从正面设想了。如果作者学艺欠精，见解习庸，又草草终篇，那还只是殃及枣黎而已。笔下一旦误信偏听，恣意杜撰，甚至走火入魔，妖言惑众，就难逃千古骂名了。
    笔者驽钝无才，至今只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年轻时虽自栽自收过不少果蔬，但独欠拔地而起的巨木；另虽出版过十多本著作，但率皆敝帚自珍的货色。如此卑微成绩，已距吾国不朽标准远甚，若与西班牙人生愿景相较，则落差更大。但这一切一切的缺憾，均因此书问世而烟消云散。
    北京清华大学孙哲教授是第一位必须申谢的大恩人，因为若非孙教授于复旦大学任职时慧眼独具，主动发掘提携，并推荐了这本考证中山先生与美国的蒙尘论文，又几度耗时费心审视，逐页削删润色，务求趋近于完美，则此书绝难享有在大陆正式出版的机缘。其次，若非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荔红女士凭藉其专业与罕有的耐性，一再将原文中的笔误和遗漏悉数剔除补正此书必定干疮百孔，难以服众。此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先生与赵晓阳女士惠赐多等补正资料，如斯之情高谊，不知何以回报。至于台北辅仁大学研究生何毓菱小姐数度应命协助校订，亦属功不可没。
    忆及当年撰写论文时，幸有指导教授胡佛先生、周阳山先生共同包容指引，笔者始能于新闻职场奔波困顿中，以此研究勉力取得博士学位。如今虽已愧为人师多年，但每每回首前尘思及浩荡师恩，犹深感愧疚，不知何以为报。当年口试赐予教诲的另六位恩师：胡述兆教授、孙同勋教授、曹俊汉教授、冯启人教授、阎沁恒教授、葛永光教授，亦一并重申谢忱，谢谢师长们的谆谆训示，鞭策我至今不敢自大狂妄、逾越知识分子必须谨守的正道。
    最后，由衷地盼望各界读者能藉此书，约略重温孙氏一生革命救国的志节风范，进而共同检视中华民族挣脱亡国噩运的艰困历程。至于未来的中国，应如何秉持王道与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严肃省思强盛后的目标、角色与抉择，显然犹有重重阻难横梗于前。谨愿吾土吾民，永怀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并以此与普天下仁人志士共勉之！

                                                    习贤德谨志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