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任何一种新复古派的健康体系哪怕瞬间也无法动摇庄严的、在深思熟虑和面面俱到方面都无法超越的现代医学组织；个别精神治疗和体系的胜利丝毫不能证明科学医学本身的不当之处，而那种教条主义总是仅仅将最新发现的疗法视为普遍适用和惟一行之有效的疗法，而将其他任何一种疗法无耻地讥讽为不合时宜的、不正确的和不可想象的。可这种权威的狂妄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本书即将记述的精神疗法(其中个别成功的案例是无法否认的)，已引起医学界精神领袖们的深思，他们从中深受教益。在他们的队伍中间有人开始怀疑了，尽管声音很低，但即使我们外行人也能听得见：(正如一位与绍尔布鲁赫一样名声显赫的人所公开承认的那样)“是否这种纯细菌疾病和血清疾病的观点将医学带入死胡同了呢？ ”是否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另一方面通过定量计算的优势而非个人的诊断，真的开始将医术从对人的服务渐渐演变为某种目的本身和叫人陌生的东西了呢？是否——重复一句绝妙的话——“医生已经变得太医生了”呢？但今天人们所称的“医学的良心危机”，指的完全不是什么狭隘的专业问题；它扎根于欧洲不稳定的总体现象中，扎根于普遍的相对主义中，终于，在科学的所有范畴遭到长达数十年的专制论断和盲目抵制之后，这种普遍的相对主义重新学习如何向专家们求教咨询了。令人高兴的是，某种很遗憾一向让专业人士感到陌生的慷慨大度，已经开始出现了：阿什纳就在《医学的危机》这本杰出的著作中带给我们很多令人吃惊的例子，譬如那些昨天和前天还被嘲笑和痛斥为中世纪遗物的治疗法(大约如放血和灼伤之流)，今天又重新成了最新最实用的疗法了。医学开始观察“精神疗法”现象，以便对它们做出更为公正的评价，并最终掌握其规律性。“精神疗法 ”在19世纪时仍然被科班出身的人士轻蔑地视为骗局、谎言和骗术而任人打发和耻笑。人们正在真诚地努力着，以使那些表面的(因为是纯精神的) 成果逐渐与精确的临床成果相适应。人们显然已发觉，那些最聪明最人道的医生对古老的普遍主义产生了某种怀念，渴望从惟一的局部病理学重回结构疗法，不仅了解这个人所得的具体病症，而且了解他所表现出的个性。当创造性的求知欲对视为普遍实体的身体和细胞乃至分子差不多探究完毕之后，它最后便将目光重新回到各自不同的疾病的整体中，在局部的制约性后面寻找更高的制约性。新的科学——类型学、面相学、遗传学、精神分析学、个性心理学，正努力设法使每个人的非同类性、使每一个个体的惟一单位重新成为人们研究的中心，然而学院以外的心理学成果、暗示现象、自我暗示现象、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认识，却越来越引起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医生的关注。
    器官医学和精神医学的潮流在分离了几个世纪之后，开始又彼此靠近了，因为正如歌德的“螺线图”一样，所有在越来越高的层面上的发展又强制性地回到了它们的起点。任何机械过程最后都离不开其运动的最终法则，所有的分裂必将谋求重新回归统一，一切理性又将重新归入非理性之中；而片面而严谨的科学在长达几个世纪对人体的材料和外形直至其根基进行研究之后，有关“构筑人体精神”的问题又重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本书决不想成为一本囊括全部精神治疗方法的系统化的史书。我只善于将思想诉诸文字。一种思想如何在一个人的心中产生，然后再从这个人之外传至世界，我总觉得，对于这种精神的或者心灵的事件，阐明它的思想似乎要比任何一份历史性或者评论性的报告更具意义。因此我仅仅选择三个人就知足了，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甚至相反的道路上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实现着精神疗法的同一准则：梅斯默尔通过内心暗示来增强人的健康意志，玛丽·贝克-艾迪通过氯仿麻醉使信仰力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弗洛伊德则是通过自我认识并进而由此自我消除被无意识困扰的内心冲突。我本人无法验证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既无法作为医生也无法作为病人去证实它们的有效性；我对它们没有任何狂热的信仰或是个人的感激之情。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自己保持独立性，仅仅出于从文字上获得心理上的愉悅的缘故才去诉诸文字，所以在梅斯默尔的文字里我不是梅斯默尔学说的信徒，在玛丽·贝克-艾迪的文字里我不是基督教科学派，在弗洛伊德的文字里我不是彻底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坚信，每一种学说只有在抬高其原则时才能有效，每一种学说都在其他学说的言过其实中表现着一种言过其实的形式，诚如汉斯。萨克斯所言：“我不说这是一个错误”。正如波浪的本质是希望超越它自己一样，每一种思想的发展动力就是寻找其极端的形式。对于一种思想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决不是它如何变为现实，而是它包含怎样的现实。并非它是什么，而是它产生了什么。借用保罗·瓦莱里的一句绝妙的话：“世界只有通过极端才有价值，只有通过中庸才能持久。”

                                                   1930年于萨尔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