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新著《致女儿书》昨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书中充斥着他的自言自语。由于假想的听众是自己的女儿，所以王朔一改往日的痞气，展现出温情的一面。他在新书自序中透露，《致女儿书》是中年危机的产物，本来是当遗书写的。而对书的读者群体，他居然也划出范围，“我这书是写给女性亲属看的，不想男的看，男的一肚子脏心眼。” 

　　王朔说书 

　　“写时没想过出版” 

　　记者：《致女儿书》跟你以前的创作不一样，是直接拿自己说事？ 

　　王朔：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但我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就要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我想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的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 

　　记：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些说给女儿听？ 

　　王：实际上，我从1991年以来就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找不到。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就是一盘散沙。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对她（女儿）说，这就有一个对象了。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我曾经如获至宝认为找到了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 

　　记：感觉叙述过程中还是存在障碍？ 

　　王：这是对女儿讲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但是讲久了，局限还是出来了。《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了。所以后来，我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这就换成了别人，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但在讲了16万字以后也讲不下去了。主要还是有些事情牵扯到心中的顾忌，好多生活经历想全讲出来，但我就算再肆无忌惮，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

　　记：写的时候想过出版吗？真的是当遗书写的? 

　　王：当时真没想过出版。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我在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常常会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这特别妨碍我去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想挣脱这个东西，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就想我不发表，这样好多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顾忌仍然存在。 

　　“想用亲情引发共鸣” 

　　记：这种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王：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一直认为我是写自己的。可能是因为写亲情，就被认为比较私人化，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我们那一代人，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我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 

　　记：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这个原则行不通了？ 

　　王：自私的原则？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但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 

　　记：你觉得你是怎样的父亲？ 

　　王：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的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好多事情不知道。我觉得，父亲所能做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恶习传染给孩子，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发问时就学会对他说：不知道，我不懂。 

　　我希望女儿将来天性解放，不要背上历史包袱。她到国外去念书，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