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大星先生出生于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比他年长得多的哥哥和一个弟弟（即任大霖）。他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秀才，乃一名教书先生。母亲虽不识字，头脑里却有说不完的故事，还能吟唱许多浅显易懂的古代诗词。据大星先生回忆，由于父亲长年在省城杭州当职员和教书，家庭生活一直维持着某种气派和水准——一家老小共用一个窗明几净的书房，内有大量父亲读过的线装古籍，也有两个哥哥爱看的文艺书刊。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山村在人情风物方面足以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媲美，父亲的教诲更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慢慢懂得如何写“自己心里的东西”。“我的创作生命也是父母给我的——是他们孕育了我的创作性格”。然而，16岁那年，兵荒马乱，家庭变故，大星提早结束孩童生活，带着满身稚气在一个破龙王庙里当起了小教书先生。每天傍晚，学生放学回家，他孤零零一人留在庙里与龙王泥塑像做伴。于是，便开始以写小说打发凄凉时光，“力图从自己创造的艺术境界中去寻求生活的美和人生的美，用来满足我情感上的需求”。这大概就是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观，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而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的水乡环境，深深浸染了他的血脉。童年、故乡，那些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浙东地域风情，可以从中依稀窥见与鲁迅一脉相承的气息，曾有论者认为“任氏兄弟的作品堪称鲁迅的传人，《故乡》的族类”，此话不无道理。而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评价，我以为更加贴切，他称大星先生的作品，有着一种“高雅的乡土气”，乡土气之所以能够“高雅”，多半是因为内中饱含了情趣与美的芬芳吧。 

　　相比一批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儿童小说，我无疑更钟情于他那些取材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作品。 

　　无论是《双筒猎枪》《我的第一个先生》《三个铜板豆腐》，还是《外婆的死》《摔碎了的奖品》《我的童年女友》《大钉靴奇闻》，几乎每一篇都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精致、短小，童趣盎然，且带有浪漫主义的悲剧色彩，着墨不重，却有力透纸背的力量。小说反映的时代，苦难深重，战争频仍。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小说人物的命运往往凄惨，但通过一双孩子的眼睛望出去，依然能看到美好的自然风物、乡土和骨肉之情、儿童的纯朴友情。那些人物简洁明了，三两笔轻轻勾勒，不赘一词，如中国画里的白描，但笔力厚重，与人深刻印象。好些小说，读后五味杂陈，不禁想起明朝张岱语：“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大星先生曾怀疑，凭着自己的文学欣赏趣味和童年题材进行创作，能否在当代觅到知音？这个问题早已得到答案。我深深认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并受其影响。“儿童文学首先是艺术品。儿童文学的功能，正像所有的艺术功能一样，首先是向欣赏的对象提供必不可少的艺术欣赏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给欣赏对象以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使他们在艺术美中感受到生活之美，识别生活中的美丑，陶冶他们爱美的情操。我创作中的社会责任感，首先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此意义上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任大星《我的成长道路和我的艺术追求》）他以“真、情、奇、趣”四字贯彻自己的创作观，是为了使作品实现用艺术美表现生活的创作目标。虽然现今“审丑”横行，但在儿童文学这条道上，“审美”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游离于“说教”之外，也与“小儿科”扯不上边。 

　　在他另一批以当下孩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同样可以清楚看到他这一创作理念的实施。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得到了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深得茅盾等人的赞许。小说写哥哥对妹妹的帮助，并在帮助中共同成长的故事。这个主题看似“正面”，却毫无说教味，兄妹之情纯真透明，童稚谐趣，十分可爱。 

　　“文革”之后十年，是大星先生写作旺盛期，中篇《湘湖龙王庙》《女友阿蛇》，短篇《三个铜板豆腐》《鱼》《告诉我秘密在哪里》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每写一个新作，他都在寻找某种突破，希望把自己的艺术追求向前推进一步。从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位置上退休后的20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笔耕，并有日益旺盛之势。不懂拼音，却顺利地学会了电脑写作，至今仍保持着上午写作三个小时的习惯。80岁那年，大星先生写了一首诙谐的仿十四行诗《八十自咏》在《文汇报》发表：“……手机在握，交际宽广；收发短信，频若反掌。电脑陈室，弃笔从洋；既通妹儿，又写文章。……遇有舞会，整装赴场；三步飞转，犹显倜傥。卡拉OK，撩我技痒，高歌数曲，耄耋全忘。……外出观光，偕妻同往，重觅芳菲，添美夕阳。晨起锻炼，暮开音响，动静兼顾，神形俱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