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龄，任大星先生可以做我的祖父了。但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师友。恐怕在很多后辈心目中，他都是这么一个平易的形象。我曾经听一些比我年长的人谈起，当年他们初出道时，在文人相聚的场合，大星先生如何以真诚亲切的姿态安抚后生的紧张不安。作为早于上世纪50年代成名的老作家，此等姿态绝非人人都有。 

　　我也很幸运，在还不知这世界为何物的时候，认识了大星先生。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南京的一所中学读高二。一次偶然，参加了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举办的获奖小作者夏令营。那几天的日子过得如在云雾中。平生头一回见到敬仰已久的活生生的作家，又第一次踏进了出版社的大门。这一切，对一个怀揣文学梦的小孩来说，有非常不真实的虚幻感。 

　　大星先生是那次夏令营受邀发言的嘉宾之一，我则代表获奖小作者讲了话。大星先生说了什么，我自己说了什么，全都不记得了。唯有他的形象和声音，还记得真切。约摸花甲之年，个子不高，瘦脸，戴一副大框架的近视镜，说话的嗓音有些嘶哑，一口带浓重浙江萧山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高。说是普通话，其实还是浙江话。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发音，若发现咬字不那么“标准”，会再重复一遍。 

　　那时，我正处于混沌之中，对很多事情木知木觉。我得知任大星是任大霖的哥哥，任氏兄弟在文学界鼎鼎大名。不过，遗憾的是，之前，我没有读过大星先生的作品。即便读过，恐怕也是懵懂，小孩子往往不记作者名字。就这么远远观望这位大作家，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真正有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我上了大一那年。 

　　上海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委员会每年举办笔会，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时代杂志社和少年报社轮流牵头主办。这一年，轮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下属的《少年文艺》做东，笔会地点，浙江天目山。大概出于对一个小作者的提携，他们邀请了我这个刚上大学的“萝卜头”。身处一群长一辈的大作家大编辑当中，没有年龄相仿的人做伴，我的紧张局促可想而知。和人说话就要红脸，也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一行三四十人，里面就有大星先生。记得是在天目山腰的一条泥路上，大星先生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走得有些吃力。路不平，箱子七扭八歪，不太听使唤。走在后面的我，便小步赶上前帮了他一把。于是，自然而然有了交谈。他大概问了我一些家常问题，诸如在哪里上学，什么专业，几年级，父母在哪里工作之类。叫我愉快的是，我每回答一个问题，他都喜欢很真诚地“噢”一声，音调上扬，带点孩子气的吃惊的天真，还附带一句“真的呀”，让你觉得自己似乎很稀罕，很受重视。于是，更加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那次笔会，长了不少见识，也领略了大星先生跳华尔兹的风采。舞会上，他是每曲必跳，无论是三步、四步、吉特巴、伦巴，样样都很拿手（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年逾八旬的大星先生仍旧不减舞场风采，跳快三，潇洒如初）。他也爱唱日文歌，一首《北国之春》唱得字正腔圆。至于他的标志性动作，更令我印象深刻。他吸烟，但似乎烟瘾不大。从一个用过的旧铁烟盒里取出一根，不紧不慢地拗成两截，套上自制的纸烟嘴儿，用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拈住，幽幽地吸上一口。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十分沉醉于烟所给与的刺激，甚至没有吞云吐雾的酣畅。对他来说，烟或许只是一个载体，可以让他的思想稍稍地歇一歇，或者让脚步略微地停顿一下。仅此而已。 

　　我对大星先生作品和为人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们有时在出版社或杂志社举办的一些活动上遇见。大星先生多半会主动和不善交际的我说话。记得有一回，他提到一位与我同辈的作者的短篇小说，说到她的一些心理描写，大星先生由衷道：这样的文字我写不出！又鼓励我，将来前途未可限量之类。在旁人可能是一些套话，但由大星先生的口说出来，似乎特别实诚认真，他用强调的语气，在有些字眼上用了重音，不由你不把他的话当真。他也送我他的书，除了儿童文学作品《我的童年女友》《刚满十四岁》《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湘湖龙王庙》等，还有一些成人小说作品《芳心》《依依梦，梦依依》。那时，我涂写的一些东西，全都是无意识的幼稚之作。尚未入门的我，能得到大星先生的赠书，十分受宠若惊。我在朝北的狭小幽暗的寝室里兴奋地翻读他的书，偶尔，给他写信，汇报一下大学生活和读书心得。悠长的日子一路过来。但说起来，对大星先生作品的认识，是直到今天才逐渐清晰和清醒起来的。 

　　说到大星先生的作品，不得不说一下他少年时期生长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