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先生的讲史作品以《黎东方讲史》之总题重新出版了。其中的《细说三国》我又读了一遍，仍觉很有味道。易中天先生走红之作《品三国》，也是一部好书；粉丝如云，即为佐证。我听过“百家讲坛”中易先生的几段讲述，觉得不过瘾，第一时间买到他的书，一口气读完了。因为两部书在同一时间拜读，有时就拿两本书的同一内容作比较。应该说，两书各擅胜场。我这里想特别指出黎著《细说三国》的一些优胜之处，那就是：坚持史学的基本游戏规则，严格遵守时空常识，不随意发挥，不断章取义，不望文生义，不把戏剧平话充史事。现在，学者讲史很流行，很成功，但也有值得提高之处。我觉得，黎东方先生讲史作品的优长之处是值得当代的学者们——包括易中天先生——借鉴的。 

　　讲史必须要有时空概念。通常我们讲古史，是以纪年为界定的，月日可以不计，那也说得通，但有些月日就须注意了。黎著就相当注意某些特殊年月，如建安元年（196年），一般史书就将它作为曹操迎献帝都许县，改元建安，即以为本年元月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始，而黎著则标明曹操是本年八月才到达洛阳，八月辛亥日取得支配中央政府大权的。这个月日如忽略了，容易误会曹操早就捞到大权了。《三国志》的三个组合部分《魏书》、《吴书》和《蜀书》，其素材，甚至是若干纪传并非出自陈寿一人之手，所以三书同一史事的文字也多见相悖处，如《魏书》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而《蜀书》恰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三国演义》宗《魏书》说。但黎著却据刘备老练、沉着而又世故、富有韬晦的性格，认为《蜀书》的记载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邳杀掉徐州刺史车胄。”这样推断该是准确的。 

　　《品三国》若干细节就忽略了时空概念，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如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还师成都，“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刘备集团的人大受鼓舞，再加上孙权正在东方进攻合肥，关羽便趁着这大好形势，发动了夺取襄阳、樊城的‘襄樊战争’”（《品三国》（下）第83页）。其实，当时东线无战事，孙权在曹操生前，最后一次进攻合肥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述张辽威震逍遥津那段战事后第二年的濡须坞之战，此后，孙权请降曹操，报使修好，此后直到关羽北攻襄樊，吕蒙白衣渡江，双方足足有三年未发生战争呢。 

　　讲史很忌随意解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说关羽斩颜良后的一段史事，“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这句话，说白了应是：曹操于是解救了白马津的围困，将当地民众迁移，沿着黄河西走。黎说也作通常解说：曹操解了白马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之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而去。将当地民众迁移，自己与白马守兵西走，都讲得通，但不能说带着民众一起走，让自己背上沉重包袱。由此我觉得《品三国》解说得有些问题：“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杀。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上）第86页）当时各家军头确有争夺劳动力的努力，但曹操在后有强大追兵时还带着“白马人民”，如此境界？我觉得这不合战争常识，也不合曹操性格。《品三国》说“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品三国》（上）第3页），很不准确。《三国志》有关史传，如《蜀书·先主传》，足征双方自成体系，相互配合，有事协商，独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