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边站

　　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政治不满的合理诉求，如果说群众性的暴力往往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蒂利也警惕地注意到了其中政治家的巨大能动性。他用一个政治学术语“边界激活”来表述这种悲剧性的“伤害性互动”政治。简单地说，各群体中的政治家通过划定边界固定“我们－他们”的敌对性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断通过攻击对方来强化己方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不断遭受对方的攻击；在此过程中，彼此的边界越来越鲜明，而代价则是彼此的伤害。

　　这一论说精辟地概括了许多政治悲剧。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台湾的族群政治：一些政治煽动家通过将民众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制造族群分裂、操弄／挑拨，互相伤害，通过这种程序，他可以使自己所属的集体紧密地团结靠拢在自己周围。

　　自民族国家在西欧诞生以来，类似的事已上演了无数起。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将自己划属非此即彼的某个集团，而敌视其余。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确定性位置的世界里，以往跨文化的、左右逢源的群体就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悲剧就是犹太人遭受大屠杀：在一个只能有一个身份的透明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在南北战争中，李将军不赞成蓄奴，但他痛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南方而战，因为在这一局势下，“南方人”的身份压倒了其他。的确，这种选边站对个人来说往往非常痛苦，而操弄这种权谋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煽动家则是极不道德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界的塑造，常常从历史中寻找证据。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曾说，基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真相”争论，“正是当前世界各民族内外冲突与暴力的渊薮”。因为这类争论越来越强地将“我们－他们”的边界固定下来，彼此隔阂加深，也就越加无法融合。有时邻近的两组人差异极少，但通过政治家不断制造差异、掏空中间立场，最终就出现具有讥讽意味的悲剧性结果：所谓“细小差别的自我陶醉”，就像台湾某些政客通过“二·二八”起义来制造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并不断地强调这种毒害性的差异。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努力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高涨。作为政治上强化边界的必然结果，就会有人相信：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而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在台湾，也有人信奉“外省人”哪怕过了五十年，也还是“外省人”。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对好战分子而言，身份即是一切。
　　
　　非暴力

　　大多数现代社会都已实现对暴力的成功控制，随着国家政治力量的集中化，那种水浒式的古典暴力场景越来越少见，但它并非完全退出公众视野，相反，暴力幻想和虚拟游戏现在已成为一种寻常的消遣。

　　没有人愿意回到江湖险恶的古代，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特别喜欢看乱世中发生的故事。原因之一可能是：集体暴力能引发一种快意恩仇的男子气概，并且有助于人们想象自己是在“正确地”使用暴力。孙隆基说，施展暴力在美国文化中总是伸张个体权利的不二法门。然而和平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融解人我界线，否则最多只是和平对峙而已。

　　倡导非暴力的甘地曾声称，暴力对印度文化来说是外来因素。不过他自己也不曾想到，印度独立进程却导致了分裂，和平相处了几个世纪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选边站，最终圣雄之死也不足以挽回这一局面。就此而言，我们决不能低估人性中这复杂难测的一面——用蒂利的话说，暴力就好像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