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鸟行状录》所以通过间宫中尉之口详细讲述诺门坎事件，是因为——鲁宾转述伊安·布鲁玛的话——村上“觉得这次战役不但是一次非理性暴力事件，也是个人为一种疯狂的集体事业作出牺牲的最佳案例”。村上认为在诺门坎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的关东军两个师的将士是被谋杀的，被当作微不足道的消费品在“密不透风的我们称之为日本的封闭体系”中消耗掉了。鲁宾断言，日本人虽然“热爱”和平，但那个“封闭体系”却完整地保留至今。在此作者引用村上的话：“如果将表层剥去，我们会发现骨子里在呼吸和跳动着的仍是那个旧有的封闭国家体系或曰意识形态”。而这点是同历史认识问题直接相连或者莫如说互为因果的。鲁宾明确写道：“《奇鸟行状录》继续了那个直到今天仍然在日本激起强烈反响的争论：日本官方对于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的认识问题”。村上在这里接应了《寻羊冒险记》中的一个主题，在那部长篇中村上借出场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日本愚蠢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跟其他亚洲民族的接触中什么也没学到。”也就是说，日本没有人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和认真反省，在思想体系甚至国家体系上战后与战前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暴力仍在，邪恶仍在，黑暗仍在，因此村上致力于深挖暴力的根源，即深挖日本现代症患的病根。这当然是一场战斗——村上1992年在伯克利讲演时毅然表示：“在某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投入战斗。”这场战斗也确实持续下来，在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让中田杀死了暴力和邪恶的化身琼尼·沃克，在《天黑以后》——若允许我补充一点——又对外表斯文的邪恶人物白川发出了追捕令：“逃不掉的，休想逃掉。哪怕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逮回来。”
　　如此这般，鲁宾以硬朗的线条勾勒出了村上作为战斗者的形象，读取了他的坚韧、慓悍与深刻。而作为与此直接相关的中国读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足够的关注。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的审视和评论来自一位美国教授也就有了格外充分的说服力。
　　无须说，鲁宾的品评不限于这一方面，他对村上作品的其他主题也有坚实而独到的表述：“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但采取的是一种易于消化的形式，不沉闷、不冗赘、不压抑，但又十足真诚，绝不故弄玄虚。他面向现今的我们讲话，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活在这个世上所具有的全部好处和乐趣既敢于感受又秉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鲁宾认定村上的“幽默感当然是使他超越国际界限的最重要因素，不过我认为村上最终胜在他能进入你的头脑并任意‘胡为’的本事。”“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他还敏锐地嗅出了村上与川端康成的共同点：两人都以“超然”的态度力图挽住将人生无情地卷往过去的时间之流；对于村上与大江健三郎的共同点同样没有放过：“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都继续深入到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令人诧异的是，作为西方教授，鲁宾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几乎没有搬弄西方文学理论中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艰深而新潮的术语，而是老老实实在文本和参考文献的阅读和研究上下功夫，按时间顺序逐篇逐部地对村上作品加以实实在在的评说，同时以其特有的机遇和条件解读村上本人，使本书成为一部严肃而又不失可读性的村上及其作品的评传。
　　顺便说一点，台湾版中译本两年前就出版了，书名译为《听见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较之台湾版，译者冯涛的行文更加严谨、凝练而畅达。可惜省略了后面四五百条注释（台湾版则予以保留），对于习惯于深度阅读的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