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1989年以《挪威的森林》登陆中国大陆，倏忽间十六年过去，其读者已开始进入第二代。不无遗憾的是，两代人一二十年读下来，我们多数人的目光仍在追随作为内向而温和的孤独者的村上那渐行渐远的背影，仍陶醉于其中弥散的所谓粉红色“小资”情调——尽管这也是正常的、自然的——而往往忽略了村上作为外向的、坚定的战斗者的姿态，更缺少这方面的系统性专门论述。相比之下，哈佛大学一位名叫杰·鲁宾（JAY RUBIN）的教授到底身手不凡，潜心撰写了译成中文都有25万字的厚厚一部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直译应为《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韵律》）。
　　在这本书中，鲁宾品评了除《天黑以后》和新作《东京奇谭集》以外的几乎所有村上作品和作者本人，但其目光久久停留在作为战斗者——同暴力进行战斗的村上身上。书中引用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Violence,the key to Japan.台译本为：“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这一认识和思考的起因，是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关注”和“复杂的矛盾心理”。其端倪表现于《去中国的小船》。这部早期的短篇“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描写得微妙而又意外地动人。同一主题在《寻羊冒险记》触及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侵略的段落中再次浮现，并在《奇鸟行状录》对战争骇人听闻的描述中得到最令人痛苦的发展”。
　　相对说来，鲁宾最看重的是《寻羊冒险记》和《奇鸟行状录》两部作品，所用篇幅最长，且后者是他亲手翻译的。看重的原因是其中浮现出了村上同暴力和邪恶对抗的战斗身姿。看过《寻羊冒险记》的中国读者往往不清楚里面的“羊”代表什么，村上本人也说他不清楚。但鲁宾清楚。鲁宾指出，在这部长篇中作者首次突破学生运动的狭窄视野，而“开始探索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悲剧性对决”。村上借助那个脑袋里钻进一只羊的“先生”即暗中操纵一切的右翼组织老板，“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到一起。而在老板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惟其如此，“鼠”才决定趁那只神通广大的羊在他体内睡着时自杀，“我”也才帮忙替已经死掉的“鼠”接好炸弹导火线，把那个一心要继承那只羊的无边法力的穿一身黑西装的阴险秘书炸死。可以说，“《寻羊冒险记》是对右翼极端主义及大陆冒险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一击”。
　　整部专著的重头戏显然放在了村上的超长篇《奇鸟行状录》上面。它“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终于放弃了他一贯酷酷的疏离状态，开始勇敢地担当起责任”。其主要表现是“通过大篇幅地正面描写当时满蒙边界发生的战争以探索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传承者显然是年轻的政治精英、国会议员绵谷升。换言之，此人是暴力和邪恶的载体。“绵谷升对大众传媒的娴熟操控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他是其叔叔一辈大陆掠夺政策的继承人。他代表的邪恶正是《寻羊冒险记》那种以右翼组织老板为化身的邪恶。村上将之与日本政府的独裁传统联系到一起，正是这种传统要为侵华战争中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及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以及镇压1960年代后期理想主义的学生运动负责”。鲁宾的分析使得绵谷升这一日本政治精英的特点昭然若揭：1.承袭其叔父在国会的席位（同时“承袭了其帝国主义的遗传”）；2.以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熟练操纵电视等大众传媒；3.对中国隐含固有的敌意；4.“对日本这个肤浅社会”拥有无上权力。令人惊叹的是，绵谷升这些特点竟同当下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完全不谋而合，俨然高精确度复印机吐出的复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