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对沙威也依仗心理描写来刻画，其难度不下于描绘让·瓦尔让。这样一个死心塌地为官府效力的警探，源于他有一套深信不疑的信条，他要严厉执法，毫无同情之心，凡是犯过罪的人，他认为永远不可救药；在他看来，沦为妓女必然下贱，而公子哥儿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的。他脑子里似乎没有思想斗争。但是，奇迹在他身上发生了。让·瓦尔让不仅没有利用机会报复，把他枪决，反而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让他去捉拿。面对这样的宽厚、人道，他无地自容，他的信条动摇了，他“偏离正道”，居然放走了让·瓦尔让。这时，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交出让·瓦尔让，这样做不好；给让·瓦尔让自由，这样做也不好。第一种情况，执法的人堕落得比苦役犯还低贱；第二种情况，苦役犯比法律还高，将脚踩在法律上面。这两种情况都有损于沙威，采取哪种决定都要堕落。”他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苦役犯”。他失去了信念之后，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出于冷悯而违犯法纪。他发现自己面前升起一颗“陌生的美德太阳”，这个“秩序的监守者、不可腐蚀的警察、保卫社会的看门狗”，是“ 在法律的模子里整块铸成的惩罚塑像”，如今发现自己有一颗讲人道的心。他对自己的变化无法解释，他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调和，于是只有一条出路：跳下塞纳河自尽。雨果对这个人物的最后转变是描写得合情合理的，他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十分准确。 马里于斯的转变过程和所思所想，同样描写得细致入微。他从保王派转到共和派是在查阅了报纸和战报之后，他“又怕又喜地看到群星璀璨……还有升起一颗太阳”。他发觉至今对拿破仑和其他事态发展都搞错了，认识到拿破仑策划了“旧世界崩溃”，是一个“负有天命的人”。他从崇拜拿破仑转到站在共和派一边，他的观点甚至比共和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觉得自己有负于父亲，便念念不忘执行父亲的遗嘱。可是，他找不到泰纳迪埃。他想不到泰纳迪埃是个歹徒，他委决不下：如果他开枪报警，那个白发先生就会得救，而泰纳迪埃却要完蛋；如果他不开枪，白发先生就会牺牲，他无法向柯赛特交代，而泰纳迪埃就会逃之夭夭。要么违背父亲的遗嘱，要么让罪恶得逞!他处于两难境地。这是爱情与报恩遇到了矛盾，他无法解决，其实他是怂恿了罪恶，要执行父亲的遗嘱办事略占上风。后来，他得知割风先生是苦役犯以后，设法要同他划清界线，把他从家里赶走，直到发现让·瓦尔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给柯赛特的巨款是他自己的钱以后，才醒悟过来，感到让·瓦尔让行为崇高。而他对泰纳迪埃的勒索虽然气愤，却仍然慷慨地送给他钱，并出了一大笔钱让泰纳迪埃逃到美洲去，而不是报警，对这个坏蛋绳之以法。两相对照，仍能看出他思想深处的偏袒心理。
    吉尔诺曼是一个顽固的老古董，坚定不移的保王派。他发现了马里于斯怀念自己的父亲以后，两人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他一怒之下，把马里于斯赶出了家门。可是，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外孙，几年下来，他的防线渐渐守不住了：他要求别人不再向他提起马里于斯的名字，又暗暗抱怨别人对他俯首贴耳；他从不打听马里于斯的情况，可是总在想他，他的自尊心对他说要赶走马里于斯，但他默默地摇着老迈的头，忧郁地回答不。他非常希望马里于斯能回到身边，但他嘴上还是很硬的，而且浪荡的习性不改，见到马里于斯以后，无意中贬低了柯赛特，得罪了马里于斯，马里于斯再次愤然离去。这一次终于把他打垮了，最后他向马里于斯彻底屈服，答应让马里于斯娶柯赛特，甚至在马里于斯面前赞扬雅各宾党，但他实在说不下去，跑出房间，把真心话吐出来。这个老人的特殊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应该指出，对照艺术在《悲惨世界》中也有所体现。作为对照艺术大师，雨果善于作人物的对比。让·瓦尔让与沙威是一对矛盾体，互为对照。一个虽是罪犯，但要改恶从善；另一个虽是警察，但执法过严。一个不断做善事，却屡屡碰壁，另一个不断做错事，也未见得步步高升。一个平安死去，另一个以自杀告终。让·瓦尔让与福来主教是彼此有关的另一对。让·瓦尔让由恶至善，而福来主教是善的化身；后者是善的本源，前者是善的扩散。沙威与泰纳迪埃又是互有关联的另一对。沙威是一条看门狗，不管什么人都乱吠一气，本质上并不能说很坏；而泰纳迪埃是恶的化身，狡猾、阴险、恶毒、工于心计(他的妻子与他构成夫唱妻随的又一对，形体上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精神上虽是同样歹毒，妻子只是他的跟屁虫)。芳汀和柯赛特的身世形成对照，芳汀悲惨，而柯赛特是先苦后甜，她享受到母亲得不到的幸福。马里于斯和吉尔诺曼老人是一对。他们都是犟脾气，一个年轻气盛，决不让步，爱情热烈专一；另一个年老体衰，出于爱后代不得不让步，性格轻薄，爱寻花问柳。雨果已不再仅仅限于美丑对照，像在《巴黎圣母院》中所做的那样，而是以不同类型的性格、经历、精神特点、点与面等等的差异，作为对照物，使对照艺术得到更充分的运用。人物对照艺术有助于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鲜明，避免雷同；而在叙述上也更为曲折有致，增加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