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说，作品一旦诞生就有了不受作者控制的独立生命，会受到不同读者、注释者、翻译者等等的千差万别的读解。一部伟大的作品会有辉煌的后续生命。这个说法也可以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本雅明的作品就具有了这种新的后续生命。自1989年张旭东与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问世起，这种后续生命也在中文世界展开，同样呈现了斑斓的色彩。可以预料，对本雅明的兴趣还会在中国读者中延续下去。
    本雅明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抒情诗人和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被边缘化的命运。这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的联想。在诗歌已经逐渐远离现代人生活的今天，我读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抒情诗歌乃是打工诗人的诗篇。莫非现代的 (城市的)抒情诗就是这种转型期特有的异化情感的抒发方式? 本书的翻译酝酿了多年，受到许多人的启发和鼓励。首先，我要感谢张旭东。1989年，我的妻子获赠他与魏文生的译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本雅明的作品，开始对本雅明发生浓厚的兴趣。对照英文译本来看，本雅明的论著将学术、思想和文学冶于一炉，深邃而华丽；张魏译本文采飞扬，才气横溢，与原作精神正相契合。但该译本有些晦涩诡异之处，值得商榷。在对一个修订本的漫长期待中，在朋友的敦促下，我最终下决心自己动手交出一个新译本。这个新译本增添了两篇译文。考虑到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计划的初衷和已完成稿各篇的标题，这个译本定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这项译事不仅缘起子张魏译本的启示，而且也于张魏译本多有借鉴。因此，这个译本也是对张魏译本的一个致敬。
    在此我还想向翻译界老前辈钱春绮先生表达敬意。本书多处引用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诗篇。在翻译过程中，我参考了钱先生翻译的《恶之花》。钱先生的译文准确典雅，对照原文来阅读钱先生的译作，于我是一个学习的享受。因此，有关诗句大都采用钱先生的译作，只是在个别地方，因语境的考虑做了修改。
    本书译自英文。1935年提纲和1939年提纲译自《The Arcades Project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译自《Charles Baud Claire：A Lyric Projec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新左派出版社1973年版)。
    几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施宏俊先生、三联书店舒炜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历君和郭诗咏、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教授都对这个翻译计划给予鼓励。上海师范大学薛毅先生盛情相邀，将本书列为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的第一本。薛毅先生、张历君先生、徐洋先生、美国朋友葛艺豪先生等对译文提供了宝贵意见。北京大学博士崇明和博士生周立红在巴黎学习期间给予了资料上的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吴书勇先生与我合作多年，对本书的贡献尤为重要。在此谨向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朋友，向给予我支持的家人表示感谢。

                                               刘北成 2005年春节
                                                   2006年4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