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潘莱（Penley）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巴黎观众对此表现异常激烈：“在开演之前就已经嘘声哄叫、大喝倒彩，舞台上的表演连一个字也听不出了。英国演员一出场，他们就攻之以苹果和鸡蛋；不时叫喊：讲法语！”

    结果演出不得不停止。显然，巴黎人并不欢迎莎士比亚。

    巴黎人，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理由非要拒绝莎士比亚呢？ 

    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直截了当告诉你：他们太习惯了古典主义了，看不惯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

    所以，莎士比亚一出现，就把法国古典派的习惯给触痛了。

    古典派认为，戏剧一定要遵循“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悲剧表现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者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不许变换。由此，法国人才认为“法国戏剧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是唯一合乎理性的”。

    然而，在一场戏剧中，“三一律”并不是非遵守不可。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法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作品来看，司汤达认为，戏剧的优劣与否，全在于它能否使人沉浸于“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实际上就是看戏时的一种忘我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所呈现的世界中，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着的。如果一部戏剧能够出色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便它不遵照“三一律”，也是好戏。“完全幻想的这些短促的瞬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比在拉辛的悲剧中遇到的机会更多。”在完全幻想的瞬间之中，“观众的心灵展放开来”，心灵才真正得到了艺术的真正滋养。

    古典派还认为，戏剧必须是由亚历山大诗体写就的。司汤达则反驳，倘若如此，戏剧给人带来的愉快仅仅是欣赏史诗的愉快，而不是欣赏戏剧的愉快。

    尽管如此，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要摆脱习惯的形式所带来的习惯的愉快，必须求诸于己，深入体会自己的心灵所需。所谓：对聪明人无需多言。因此，司汤达寄希望于年轻人：“他们的心灵对强烈印象具有感受力，戏剧欣赏的愉快会使他们抛开虚荣。”

    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的献词也表明了这一点。

    老人：“让我们继续下去吧。”

    青年：“让我们检查一切。”

    十九世纪就是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习惯究竟有多么不可克服呢？

    在司汤达看来，这一习惯仅仅是出于“判断一切”的“癖好”：

    我到圣雅克路和奥代翁路的文学阅览室，去要了一份阅读最多的图书的书目，原来读者读的最多的不是拉辛、莫里哀、《堂吉诃德》等等，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每年也不过借阅三四本，阅读最多的是拉哈泼的《文学教程》，足见判断一切的癖好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是何等根深蒂固，足见我们战战兢兢的虚荣心多么需要把现成的观念充塞到谈话中去。

    这种“判断一切”的“癖好”意味着，人们不是去“阅读荷马”，而是“重新审定荷马”。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认为我们进入的新的生活秩序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但是，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给了“判断”，以至于人们无暇重温古典作品，古典主义在他们那里，仅仅是形式上的荣光。

    所以，貌似是对古典主义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古典主义形式的盲目推崇，并没有触及到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从根本上来说，古典主义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的精神气质相配，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凝练为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美学效果。

    每个时代都像一片土壤，有其各自的出产，古典主义属于古典时代。

    19世纪，“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二四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我们有史两千年以来，在习惯、思想、信仰中，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性的急骤变化。”

    古典时代过去了，这片土地正要绽放自己花朵，它被称为：浪漫主义。

    热爱古典主义决不能作为否认浪漫主义的原因，而提倡浪漫主义也并不是要蔑视古典主义。司汤达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