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到延安时期的《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芙蓉镇》、《人生》等，“三农”问题是我国新文学孕育、生长的重要文学母题。在日前于江苏省华西村举行的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本报记者就农村与文学话题和作家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探讨。

对当代农民了解不多　　作家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农民兄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向记者表示，现在的作家完全或基本上都城市化，而对于农村普遍状况的了解和心理体验则已渐渐离我们远去。另外，从目前的创作来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有弱化的趋向，农民常是被动的，是被同情的对象。像上个世纪80年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及陈源斌《万家诉讼》(后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那样优秀的创作，越来越少，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基层干部总遭“中伤”　　在陕西周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叶广芩以她6年来的亲身体会来反驳一些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中伤”。当今农村小说表现的农村干部形象是薄弱、概念化、贫乏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形象必然是党的政策的化身，现在则反过来，常常把腐败、劣迹集中在他们身上。新农村建设，没有他们无从谈起。他们也是人，我们的作品应多理解他们，不要偏激。

仅有眼泪缺乏力量　　悲剧为何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吴秉杰认为，在当前的中、短篇小说中，悲剧作品不在少数，反映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孤立无助的民工或贫苦农民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面对暴力和权力时的不幸遭遇，读之常让人心灵震颤而又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一些作品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毋庸置疑，可却未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和力量。他表示，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应有它的深刻性和价值追求，而不是仅渲染悲惨的现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农村题材创作还是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