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已签署的WTO协议，开放物分销服务市场的保护期到年底将结束，这个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的行业该如何应对冲击？2006年5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做客CCTV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谈到意识形态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如何打破出版行业垄断、买卖书号是否合理等敏感问题。他说，“（《哈里·波特》）能够在上百个国家畅销，长期占据排行榜第一位，我很有感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就出不来这样一本书。”他还认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我们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应该不断加强，这当然是重要的。而从新闻出版总署政府部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向全体国民负责，就是要满足全国各个层次公民的精神文化的需要。”按照这个需要，出版业该如何改革，是柳斌杰和他的同事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报摘发了访谈的部分内容。

过去多强调“特殊性”    白岩松：柳署长您好，在出版行业的各环节或者说写书人、出书人、卖书人、读书人中，哪一批人受到的挑战最大？ 

    柳斌杰：我觉得在这几个环节上，最关键的就是出书人，只有他们能把好的书稿选出来，能让消费者受益。所以他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白岩松：接下来可能不拿您当署长，得拿您当一个医生，您认为目前出书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些环节中，哪些需要改进、改革？ 

    柳斌杰：出书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在历史典籍的出版方面，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现在出书人环节为什么出了问题？有这么一些原因，一个就是体制，五十年代出版社都是企业，从1966年以后，我们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全部取消，全变成了国有机构，再若干年后，出版社又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办事的，它没有经营的机制，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机制，这是目前出版社面临的最大问题。 

    白岩松：说白了吧，很多事业单位由国家拨款，不愁吃穿，因此面对市场时，努力也不够。 

    柳斌杰：其实国家对出版社拨款很少，问题是计划经济时形成的垄断经营，使出版社不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出书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出版资源的配置平均化了，过去，资源是按照行政级次来分配，比较优秀的出版社长不大，比较差的出版社死不了，这样使得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第三个问题是出版行业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垄断经营、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没有打破，所以有些很好的图书，发行渠道也不畅，在一些地方遇到了阻力。 

    白岩松：就像过去媒体中报道过的，有些啤酒在这个省可以卖，进那个省人家就不让你卖，图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柳斌杰：图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省对相邻几个省的图书绝对是封锁的，不让你在它那个地方发行，因为发行渠道是垄断的，当然民营的这一部分还是市场流通的，但它还不是一个主渠道。 

    白岩松：出版业是不是有他的特殊性呢？ 

    柳斌杰：我们的出版业，除了在内容上具有文化价值外，在生产、包装、上市、消费等方面同其他产品没有区别，所以我们经常讲“两种属性”，就是既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经济属性、市场属性，它要面向市场，这就决定要把出版社当成一种市场主体来塑造，要推向市场。我们过去强调特殊性比较多，更多地把它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去看待，而忽略了它的一般规律，即商品生产和流通。 

买卖书号反映出的问题    白岩松：柳署长，我这儿有一本书，《哈利·波特》，您一定很熟，您看到这本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柳斌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本书在世界市场能占那么大的份额，能够在上百个国家畅销，长期占据排行榜第一位，我很受触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就出不来这样一本书？这个书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效益，我觉得关键在于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我们和人家在市场意识上有差距。 

    白岩松：在这儿还要问您买卖书号的问题，因为有人把书号当作商品来买卖，您从中是否也感到一种生机？ 

    柳斌杰：你说的完全对，我确实感觉到市场需求在变化，我们在出版社资源分配方面有问题。有些名社出版资源比较多，信誉度高，市场也好，书号就不够用。有的出版社却没有书出，就成了“有号无书”。于是书号就变成商品来转让。据过去反映，有那么几个出版社，几个编辑年初分配到书号后就往北京、上海跑，如果有12个人，就是60个书号，能卖几十万，一年工资也够发了，他也不管出书，资源分配不公就形成了出版社之间买卖书号的重要原因。 

    你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社会需要，大量工作室产生，我们曾经进行过调查，合作出版这种图书一年差不多要出5万种左右。也有找不到出版社的，自己买个书号出书的情况也有。这反映了图书市场的困境，我们一方面看到正规出版社图书滞销，库存积压增加，产业链条几乎要崩溃了，另一方面市场还需要大量的畅销图书、精品图书，这说明中国的图书市场空间还很大，只是我们的出版社还没深入到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去，还没有到市场上找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