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借助推行教化来调节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以维持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的传统。保存在《尚书》里的《君牙》篇，专论民之治乱在于教化的道理，并要求有司深入基层，召集民众，亲自讲解。其后，通过向民众宣讲君主诰谕以行教化的方式，不断地为历代政权所沿袭，迄明清发展到极致。先是明太祖朱元璋陆续颁布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向善弃恶的《大诰》四篇和“六谕”，由此启动绵延二百余年的全民教化现象。清承明制，朱元璋的“六谕”由顺治皇帝稍改数字，重申一遍，便成了当今皇上的“六谕”。康熙亲政后，善于认真总结历代兴衰治乱和清朝开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益感“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持久”，遂将六谕扩充为更加具体完善的“圣谕”十六条。其后，雍正又将这十六条“导绎其文，推衍其义，共得万言”，题为《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定时召集辖区军民进行宣讲，进而深入各乡里，并定为《钦颁州县事宜》的首要工作：“每遇朔望两期，州县官务须率同教官、佐贰、杂职各员，亲至公所，齐集兵民，敬将圣谕逐条讲解，浅譬曲喻，使之通晓”。同时也定为乡里甲图的经常性大众性的学习任务。

    对应上述制度和规定，从康熙时期起，就有许多对“圣谕十六条”进行解释衍义的宣讲著作出现。到雍正的《圣谕广训》颁布后，又有更多的对“广训”进行阐释的作品陆续行世。以版本和著作权分，有省司、道府、州县、乡社等不同级别和适用范围，以及上起经筵侍讲下逮县令学官等形形色色的作者；以文本形式和讲述风格分，有直解、注解、通讲、串讲、释义、衍义等，还有结合读律普法的“合律注解”、“便讲附律”，或与图画歌谣配合宣讲的“像解”、“图像衍义”、“三字歌”、“乡约诗”等。在这种全民性教化活动持久开展的进程中，又有人指出：“常见州县每于朔望循例宣讲，率皆奉行故事，照文读过，毫无发明”（《学治一待编》），为吸引听众、提高效果，于是又衍伸出了穿插历史故事、地方掌故、时事政治、著名案例，以及结合本地民情风俗、近期新闻进行发挥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为消除任官回避制度所造成的语言障碍，有些地区还刊行宣讲圣谕的方言本，以便外省人来本地做官时，能用当地方言俗语照本宣讲。丰富多彩的内容配上图像韵文、方言俚语等亲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似可认定是圣谕宣讲活动能够逶迤延续到清末民初的主要原因。《点石斋画报》里，就有好几则关于光绪年间的讲谕活动的报道：“一时聚而听者，塞巷充街，肩摩踵接”；郭沫若《少年时代》一书中，也有小时候把听讲“圣谕”当作文化娱乐生活的回忆。凡此，皆能反映出这些讲谕作品在清代行政运作与社会生活中曾经占有的地位和作用。

    再转换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官员编著官方刊行的讲谕出版物，实在又是一个研究清史的重要的资料源。无论是康熙的“圣谕”还是雍正的“广训”，率从提纲挈领的宏观角度，概括了清朝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基本原则，各种为之诠释衍义的著作，则是从更具体的层面发挥，有的近似律令疏义，有的好像则例细解，但又以切近最底层的实际情况为特色。整合起来看，几乎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经济生活给予全局性规范和调控的政策策略的汇编，其独特的认识价值，是其他律令政书、档案实录和奏议政论等文献史料所无法取代的。其次，还由于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时代感、地域性和大众化等特点，对于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生活的细节观照，也有多方面的参考作用。比如从语言学领域讲，要寻溯某些方言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文字表述形态，及其同标准“官话”和政府书面语言的互动和影响，这些方言型的讲谕文本，就是非常珍贵的实证资料。

    曾几何时，前述各种讲谕作品的层出不穷乃至铺天盖地，是不难想象的。笔者在参加《晚清营业书目》（周振鹤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编辑时，就曾感受到直到光宣末世，此类读物还在不断推陈出新，流通于民间。惟时异境迁，毁佚也速，要想略窥一斑亦难得了。更使人感慨的是，就这么一份于研究清代历史及各种专题史特别是民众思想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极其重要的资料源，居然绝少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注意，似乎在清史工程的通盘规划中，也付阙如。周振鹤教授，学术界可人也，多年来利用各种机会及中外友人相助，沙海淘宝，居然从海内外各种藏书机构林林总总搜集了几十种近百万字，纵不敢说已经穷尽，但大抵能反映全貌是绝无疑问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在没有得到任何专项基金补贴的情况下，慨然承诺这个选题的立项，并投入最强的编审力量，在历经数年的作业中，不断改善原先的方案，最终使之成为一部合讲谕原著、相关资料与研究论著于一体的大规模汇集。编辑主题和编纂体例也卓有创新，从原先的单一学科角度拓展为多学科多视角的大文化架构。自然，如此“务虚”的表述总嫌辞不达意，诸贤同好欲知其详，应该赶快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