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对自己的6个儿子都不满意，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起乔家的产业来，在乔家第5代的11个男丁中，他亲自挑选出乔映霞来做自己的传人。
　　乔映霞继承了祖父性格中桀骜不驯、不拘礼俗等特性。除了保持了固有的“中庸仁义信用”等祖训外，他也是个锐意改革、力争上游的人物。
　　乔映霞是祁县第一个穿西装、剪辫子的人，他骑自行车，“像洋人一样站着撒尿”，和传统的脱了裤子撒尿大不一样，因此在民风保守的祁县被人讥笑是个“洋鬼子”。
　　乔家的衰败与乔映霞本人没多大关系。
　　光绪年间，外国资本进入加上户部也成立官商银行，民间票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乔家的生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缓慢下滑。
　　乔映霞不是没有想过改革，但是偏在这个时候，他续弦的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乔映霞大受打击。
　　接下来的30年间，军阀混战，大家都在打乔家大院的主意。光是冯玉祥的军队为了筹集军晌，就累计从乔家摊派300万公斤粮食、1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侵占包头后，又霸占了“复盛公”在包头的钱庄、当铺。在众多打击之下，乔家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抗战胜利，各钱铺纷纷申请复业，独“复字号”却止步不前，东伙双方都无意再事经营。多数职工相继离号，另组商号者有之，转入其他行业者有之，“复字号”已名存实亡了。
　　到了1950年，公私合营的大潮当中，乔家后人乔铁民、乔子珍等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并把部分房产分赠给各号执事的掌柜居住。房产售价均按股批分。乔家与百年“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

　　家有多富？
　　朱秀海在山西采风的时候，把当地能逛的大院都看遍了。“平遥人很了不起，我国最早的票号，徽商2家，平遥人就有3家，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中国最早的票号在山西平遥，叫“日升昌”，是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一手操办的。后来这间票号被称为“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面提到的那块“汇通天下”的匾，其实就挂在平遥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面。
　　实际上票号始自晋商们原始的资本积累，没有一家打一开始就做票号生意的，起家的买卖基本上都是粮食生意。《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打败包头老商号“达盛昌”，靠的是高粱生意。
　　高粱真的起了这么大作用？编剧朱秀海认为这是有根据的。
　　“高粱是什么，那是马料啊”，历史上的山西原本没有高粱。到了明朝，雁门关驻扎了大量军队，高粱需要从外地运来。山西人看准商机，就开始自己种高粱。到了清朝，边境线一下子向北向西大幅扩张，军队征讨青海、甘肃、新疆甚至是外蒙古，都以山西为大军粮草基地。于是，“盛产高粱的山西就成了整个中国西半部最富的地方”。
　　山西商人通过经营长途贩运的生意，开辟出多条商道，其中南起广州，途经山西晋中，北达蒙古、新疆到俄罗斯的是一条主干道，南来“烟酒精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在这个过程中，晋商的性格特性初步形成。在胡玫看来，最早的山西商人“相当豪爽”，“明末以后，他们走南闯北，做的就是中国最苦最累的一个行业，拉着毛驴走山路，不远万里搞贩运——就是现在的物流嘛！他们的群体意识特别强，他们互相依靠，这造成他们的强悍，很豪放，待人也特别热情。”
　　乔家的生意铺的摊子非常大，茶叶也是其中之一。“复字号”在包头是头号大买卖。从乾隆时期到1949年之后，“复字号”一直都在经营。在当年“复字号”原址找到当年的账目，每一天每个钱都有明确的记载。包头当地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包头从一个只有野鹿吃草的草原，到人烟阜盛的城市，以乔家“复字号”为代表的晋商开拓出的茶叶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
　　《山西通史》上，讲到晋商与茶叶生意，有这样的记载：“晋商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恰克图交易额至道光年间，即19世纪30年代，已经达到1280万卢布，是恰克图开市之初交易额1万卢布的1280倍。”
　　打通茶路不是乔致庸一个人的功劳。据晋商专家胡育先解释，电视剧里面的乔致庸，实际上综合了晋商佼佼者的故事，化身的这么一个人，“全部的故事情节，不是所有的乔家的正式故事。”
　　清朝户部曾给山西商人搞了一个“财富榜”，乔家只排名第七。
　　以茶路为例，同在祁县的渠家，才是当时真正的贩茶大户。茶叶的产地在南方多，而祁县里号称“南渠北乔”，就是说乔家的商号多在北方，从包头直到东北都有，而渠家的商号则多在南方。渠家的“三玉川”“长裕川”砖茶，在蒙古牧民中不光销路好，有时候甚至可以当作硬通货来买卖东西。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说谁经商基本上就是骂他。”胡玫说，“官本位的大体制下，总的来说商人是没有地位的。”
　　电视剧里面的乔致庸一听到知府大人要到家里来，就开始“风瘫头痛”，一病不起。一辈子也没做过官。
　　“光绪时候的县志，就有乔致庸救济灾民的记载，还给他封了一个四品官，只是一个头衔，没有正式走马上任。”晋商专家胡育先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