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学术著作出版事业有不少重要的创新。其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选题范围的开拓，能够打破陈规，不落窠臼，三联书店推出的这套《考古人手记》即其佳例。我听到这一丛书的宗旨体例，不禁为之击节，认为正是大家所需要和期待的好书。 

　　考古学是科学，在社会迫切要求普及科学知识的今天，考古学自然也应该普及。可是考古的简报、报告和论著尽管数量繁多，却不是一般读者易于涉猎的。考古学有自己的方法、术语和规范，没有经历过专门训练的人，面对着大量的器物、数字、图表，确实很难弄明白。包括在学科领域上和考古比较接近的，如历史学者、人类学者、美术史学者等等，其实也有不少隔阂。 

　　这种情形，是考古学日益专业化的结果。特别是在近年，考古学进一步与新的科学技术结合，更使得考古学的报告、论文技术化，于是可读性愈发减弱了，缩小了读者的范围。考古学同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有些人心目中简直成了一门望之生畏的学科。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成果，也很难转化到社会的共识中去。 

　　当与一些考古界的老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时，大家常常回忆起，在现代考古学于中国建立的早期，好多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经典”的报告和著作却不是这样的。那些作品，虽然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古远，问题是同等的艰深，却是非常有可读性的，有不少还可以说读来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有似游记或探险史。为什么如今我们在技术性的报告以外，不能写出更多的像前辈学者那样的文章呢？ 

　　科学是探索，是创造，其成败利钝，时时激发人们内心的思维与感情。考古工作尤其是如此，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室内，通过揭示和观察已被佚失遗忘的过去，产生了多少期待，多少欢欣，多少困惑，多少惊奇。千般思绪，万种辛劳，没有证实的猜想，难于避免的遗憾，在简报、报告里每每无法容纳。然而缺少了这些，我们的考古学家终生的经历便不是活生生的了。 

　　所以，大家应该欢迎像《考古人手记》这样的考古学家的回忆著作。三联书店在给每一位作者的约稿信里说：“您曾主持……的发掘，故特请您承担该主题‘手记’的写作，由您对发掘实际经历进行生动描述，并对发掘过程中您对发掘主题之历史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解进行阐述，为读者展示历史长河中由中国人创造的传统文明及其意义，引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内涵的思考。”读过这段话，大家会明白，《考古人手记》对学术研究本身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能仅作回忆录看。 

　　这套丛书又有考古学史方面的价值。每一门学科，都有对应的学科史，例如文学有文学史，数学有数学史。文学史、数学史等都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有许多学者专家从事研究。在推动学科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与考古学相对应，当然有考古学史。从世界来说，考古学史的研究不能说很发达，但也有相关国际会议举行。首届“考古学史会议”，是1978年在丹麦的奥尔胡斯召开的。 

　　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更是有待开展。可能有人会说：早在5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里面，已经有一本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了。那部书所讲的“考古学”是广义的，主要是中国历代金石古物的发现研究，实则中国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当时还在刚刚兴起的阶段。 

　　中国自己的现代意义的考古学，由20年代算起，迄今尚不及80年，但是这段历史的内涵实在丰富，足够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来专门研究。1997年，三联书店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了陈星灿博士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在领域上只限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前部分，在时间上只限于1949年以前，已经是一本25万字不算薄的专著了。中国考古学有着众多分支，有许许多多极有意义的问题，需要投入精力深入研究。在世纪之交，不少人提倡学术史的回顾之际，考古学史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论著不多，一个原因大概是中国现代的考古学历史还不长，若干人与事、问题与观点尚难定论。我觉得，这不能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无论如何，为考古学史研究积累良好基础是必要的。《考古人手记》也可视为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亲身经历重大发现的学者直接讲述，是很好的口头史（oral history），学科内外有兴趣的人们都将乐于听取。 

　　我建议，《考古人手记》要继续出下去，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学家支持参与。有些先生很忙，分不出时间来写，是不是也可采用访问记的形式。比如张光直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中，就有两篇非常值得读的访问记。张光直先生很重视考古学史，他在为陈星灿博士的书写的序里，强调“要彻底了解今天的中国考古，不能不知道中国昨天的考古”，这句话正可以用来说明《考古人手记》的一种特殊价值。张先生不幸于月前逝世，请允许我趁这个机会，在这里表示悼念的心情。
    （《考古人手记》，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