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是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的。评论家周介人曾有一种提法：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我的想法与之相近。当然，生存和灵魂其实是分不开的。关怀下层贫困者还是关怀中层的财富拥有者或者关怀高层的权力拥有者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格拉斯的《铁皮鼓》以及《辛德勒名单》、《这里黎明静悄悄》等等作品，不是由于它们的描写和审视对象是哪些人，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无论什么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无论什么人的心灵遭受来自政治、科技、商品、金钱、权力、话语暴力等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使人自身的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中显得那样的触目惊心，才变得伟大。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正是这些作品获得世界影响的真正原因。 

迫切需要正面的价值声音　　阅读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与阅读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情形相似，有一个缺憾始终萦绕在心头，那就是，与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的优秀作品相比，中国的长篇小说或扩大为整个文学，比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较缺乏超越现象界的内在的精神能力。新时期以来以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比较擅长揭示不利于人健康成长的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批判、否定能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存在，它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质言之，缺少正面的价值声音。这当然与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理想，缺乏造就人的精神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我想举一个例子。有位业余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叫《金钱似水》，应该说，它相当真实地、大胆地、泼辣地、喜剧化地展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某些民企老板资本积累的残酷过程，同时撕开了温情面纱，毫不留情地把小说中的人物在权、钱、色剌激下那种膨胀的扭曲的欲望化嘴脸呈露出来，写出了商品意识的无孔不入及其不择手段性，重点则放在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情感良知在金钱面前的崩溃和飘零上，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小说里漂亮的女主人公三次委身于不同的人，全都是因为金钱作怪。小说的突出问题在于，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很龌龊，缺少了一种高洁的、庄严的、神圣的声音的衬托。其实，何止这部小说，整个当今文学，都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我这样说决不是责备小说只写了些灰色的或沾满铜臭的人物，没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学完全允许只以揭露和批判为主，也是允许只有反派角色，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场，也应该有正面的价值声音和精神理想在场啊。 

　　小说的卷首语说：“金钱似水，渗透着社会每一个角落，侵蚀着世上每一个灵魂。世上没有比金钱更具渗透力的了”，小说还常借人物之口这样说：“如今还有谁跟金钱作对的”“不必为了早已不值钱的良心错过一生的荣华富贵”“上帝造女人不光为了繁衍后代，还能卖钱，只要能卖几十万几百万何乐不为？”这些话的确反映了某种心理真实，不低估金钱的腐蚀性也是对的，但这样说法是否过于绝望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富贵不能淫的人，有超脱的，高蹈的，清洁的精神，在今天的现实中，也自有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人。 

　　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一些作品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与污垢同在的能力，这往往被誉为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被认为忠于真实。而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