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一精心之作，尤其赢得满堂叫好，连硕果仅存的清史名宿王钟翰先生，也专门写过书评称誉有加。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因为“叫魂”谣言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众恐慌，孔飞力由此不经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民众、乾隆皇帝、官僚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最终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这跟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横切面，写出明清的历史败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两章纯为分析，揭示出君主专制与官僚制的互动关系及潜在冲突，更显示出政治学的相当素养，尤非一般中国历史学家所能。
　　不过，他主要见解之一，是将割辫妖术的起源，归结为清初满人强迫汉人削发的血腥记忆与历史恐惧；这样，就等于从政治和历史角度，而非从社会心理和民间信仰角度理解“叫魂”事件。这是引人入胜的阐释，可惜求之过深，反而难以成立。
　　孔飞力的假设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反证：一、满人削发的要点是剃光前额，是否蓄辫倒无关紧要，而“叫魂”所割的却是脑后发辫的末梢；二、乾隆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初期，始终未提及作为满汉冲突标志的削发问题。对于第一个反证，孔飞力一个蹬里藏身，轻轻避过；对第二个反证，他不得不翻来覆去地强调：因为乾隆忌讳涉及满汉之间的种族问题，才会在批示密奏时有意识地自我掩饰--这显然是对不利证据的曲解。当其时，满人对中国的统治大局早定，满汉的种族矛盾已非主要的政治危险，削发恐怖也逐渐淡漠，一国之君又何须对此遮遮掩掩？更何况，还是在君臣间的秘密批示之中？
　　实际上，孔飞力对辫发巫术的追溯显然不充分；对于此论题而言，他没有引证一本最切题的著作：现代中国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是最严重的疏漏。根据《发须爪》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及线索，可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有“叫魂”式的巫术事件。仅举二例：《魏书·灵徵志》：“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发……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又《北齐书》：“(武平四年)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1768年乾隆朝，以及1810年嘉庆朝、1876年光绪朝的“叫魂”恐慌，不正是中古时代“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的重演吗？孔飞力将“叫魂”法术溯源到清初削发令，显然是方向性失误，尽管尚不至于影响到全局成败。
　　
　　魏裴德：比孔飞力高产，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
　　魏裴德比孔飞力高产，又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不过，我认真读过的仅有新近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一种。戴笠及其军统局，向来是民国野史的热门题材，却极少成为大陆学院派史学的研讨对象，更没有相关的专业论著。魏裴德此书，相信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的最详尽综述，在相当时期内大陆学人都将瞠乎其后。秘密警察实在是蒋介石政权一个关键性的侧面，戴笠在抗战前后更成为蒋政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其隐性影响极大；故此书的价值不在戴笠个人，而在透过戴笠，深入讨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现象。不理解戴笠的军统，就不能真正认识国民党政权；正如不理解盖世太保，也不能真正认识纳粹德国，不理解克格勃，也不能真正认识斯大林主义的苏俄。
　　更值得留意的，是第五至十章关于蓝衣社的述论。除了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外，这应是此间汉语学界对蓝衣社最细密的总结了。所谓“蓝衣社”，其实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命名，源自外部舆论及民间社会的讹传，真实的组织称作“中华复兴社”，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创始于内忧外患的1932年；力行社由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发动，初始动机是回到黄埔时代，恢复失落的革命精神，扫荡官僚政治的腐败，以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为榜样，强化领袖权威，倡导民族复兴，对外抗衡日本的侵削，对内消灭中共的威胁。而戴笠的政治起点，正是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魏裴德指出：“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等到力行社因国共合作而解散，特务处转型为军统局，戴笠遂独当一面，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政治打手。
　　如果说蓝衣社是国民党的冲锋队，那么军统就相当于后来居上的盖世太保，而戴笠也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军统势力的迅速崛起，正是蓝衣社运动失败的替代品；戴笠在特务政治上的局部成功，其实也正是蒋介石在总体政治上的失败。一场熬来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的青年运动，一种”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如此轻易地就蜕化为功利而嗜血的暗杀政治，这是民国史上的悲剧。魏裴德为我们认识这出悲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