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石楠近日推出了她的长篇力作《生为女人》（上海远东出版社）。惯常写人物传记的她，在这部小说中却塑造了“金桂”这个虚构人物，通过解剖一个女人，解剖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日前，记者就这部小说采访了石楠。 

    写传，等同戴着镣铐跳舞 

    记者：从《画魂——潘玉良传》《寒柳——柳如是传》到《另类才女苏雪林》，你笔下的传记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这次推出的《生为女人》，却选择了一个虚构的主人公“金桂”？ 

    石楠：我是以传记小说《画魂——潘玉良传》初涉文坛的，已写了十几部传记文学类的书，我说我是为苦难者立传。我喜欢写传记，是因为写传记需要看大量资料和文献典籍，要研究传主生活的历史时代、地域环境、与传主相关的人物，他所从事的专业等等的相关知识，对传主的专业，要了解要熟悉，我每写一部人物传记，无疑相当于上一回大学。可不管我写的是传记文学还是传记小说，都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我想写活人物，但传记这种体裁不允许我天马行空逃离传主生平事迹的框架，因而传记文学或传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只能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这一个人物，她只能是潘玉良，只能是柳如是，只能是苏雪林……来源生活的虚构人物，比传记中的真实人物更为典型，更能发挥我的艺术想象，也更能表现我对女性的深沉理解和认识，它来源生活，又不是生活的翻版。我早就想腾出手来写我熟悉的女人们，可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直到我完成了《另类才女苏雪林》，才定下决心来写这个纯属虚构的女人“金桂”。我觉得这个虚构的女人，更能集中表现我对女人人生的理解，更便于我倾吐对女人的同情，我与她更知音。 

    儿时的熟人，新书的主角 

    记者：《生为女人》你构思了很长时间，也写作了很长时间。虚构人物比真实人物更难表现吗？ 

    石楠：《生为女人》早就在我心中，里面的人物，都是我儿时就熟悉了的人物，里面的女人们，就是我故乡的女人，她们留有我的姑姑、嫂子、我的母亲、奶奶，我的同龄伙伴们的影子，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她们的书。这部小说我酝酿了很久，五六年前就开始了构思，“金桂”和她的母亲、婆婆、女友们早就在我心中，不是我要写她们，是她们要从我的心头往外蹦，是我的心我的情逼着我写。写着写着，我就泪流满面，写不下去了，只好停一停，待平静了，再接着写。两个炎夏，两度秋冬，我就生活在我的人物之中。我曾把书名叫作《天下母亲》。创造人物比现成的真实人物当然要艰难得多，既要有典型意义，又要有鲜活的个性，就要构想出既典型又表现人物个性的细节，写作者都知道，好的细节，既是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也是作品的生命线，要构想到好的细节，除了生活的功底，也需要智慧的火花。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并没去考虑这部小说的前途和出路，我心里只有我的人物，我只是想一吐为快，能不能出版，没去多想。我是非常幸运的，遇上了一位好编辑刘冬冠先生，他提议将书名改成《生为女人》，我认为这个书名更能表现这部小说的内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用。我由衷地感激他。 

    记者：小说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起，时间跨度二十多年，写尽了金桂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生为女人”的艰辛和坚持，你觉得这样的女性在当下还具有典型意义吗？ 

    石楠：不管发展到任何时代，中国女性的勤劳、节俭、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贤淑、宽容、孝敬公婆、深爱子女等等传统美德，都会折射出人性美的光辉，何况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物欲横流，人欲膨胀，更急需守住灵魂的贞操。世上只有一种爱是不要回报的，那就是母爱，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净化灵魂的大学，培育子女，也滋养着男人。我的故乡虽然贫穷，却培育出了很多高素质的人才，那是母亲们的血汁哺育出来的啊！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写“性”是有压力的 

    记者：小说有很多篇幅写到了男女之间的“性事”，你认为“性”能表现人性吗？这样写，你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石楠：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有自然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性更能反映特定的环境中的人性，更能展示人性中的美丑和善恶，折射出道德的批判力量。性在我过去的作品中，羞于笔墨，却在这部作品的一些篇章中写了男女性事。这完全是人物命运和塑造人物性格所逼迫，没法不涉及。过去我即使写的是风尘女子，也不愿着一墨，不写，也是为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可在这部小说里，却不得不写，这也是为了塑造笔下人物性格，展示人性美丑的需要。我曾下了很大决心和力气去改去删，可就是删除不了，如若删去了这些，我的人物就不鲜活了，就不是这个人物了。说到压力，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我说没有，因为我是为了表现生活，表现我对生活的理解，表现我对社会的理解，是为了刻划人物，展示人性。压力当然有一点，那就是我怕人们不理解，读走了样，曲解了对人性道德的深层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