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埃斯普马克的访问是在诺贝尔博物馆的更衣间进行的。 

    埃斯普马克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现任常务秘书长霍拉斯·恩达尔是他的学生。 

    整个访问过程中，埃斯普马克没有提到人们口中的他在瑞典学院的“重要影响力”。针对外界评价瑞典学院存在派系之争的说法，他的回应是：“我们的派别如果少于18种，那就一定是假的。” 

    埃斯普马克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曾在中国出过中文版，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地渲染诺贝尔文学奖的“丑闻史”，他只是在追寻诺贝尔文学奖100年来不断演进的“评价原则”。 

    他不讳言瑞典学院的局限和缺陷，在他的书里，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被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杰出作家的名字。他把这种遗漏看成是瑞典学院无可逃遁的历史局限。 

    按照约定，访问的时间只有15分钟。之后他要去一门之隔的博物馆会议厅开会。我提问的时候，身边前来更衣的人络绎不绝。 

    15分钟后，埃斯普马克低头看了看手表，说：“我们还可以再谈5分钟”。5分钟后，他说：“你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每代院士对遗嘱都有新解释    南方周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时候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个倾向一直被外界争议。诺贝尔文学奖会卷入政治吗？ 

    埃斯普马克：不能说卷入政治，有人对我们这么说，你们这样做会卷入政治，你们要这样，或者那样。但恰恰相反，我们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干。 

    如果有人想利用政治干预我们，我们就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会告诉他政治不是我们的标准。比如1970年，我们考虑把文学奖给索尔仁尼琴的时候，征求过瑞典驻苏联大使的意见，问他给索尔仁尼琴发奖会不会对他个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瑞典大使对我们说，“对他个人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发奖。但发奖给索尔仁尼琴可能会破坏苏联和瑞典的外交关系。”其实他说错了，后来事实证明对索尔仁尼琴是有影响的。学院当时给大使的回答是，“也许可能会破坏瑞苏外交关系，但我们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候选人。”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文学评奖并没有听命别的什么人，更没有听命于政治和权力。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品特的政治倾向？在他的演讲中有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强烈批评。你们会不会担心被指责瑞典学院为品特提供了一个批评的讲坛？ 

    埃斯普马克：每个作家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对此我们只能接受，只能尊重他们的权利，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今天中午我们跟英国大使吃饭，大使说，他不同意品特的看法，但很欣赏品特的演讲方式。大使说这是一个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演讲，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演讲。 

    南方周末：你曾经长期地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从你个人的立场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有什么重要的变化吗？ 

    埃斯普马克：我当了17年评委会的主席，主持了17年的文学奖评选，如果说变化，那就是由于评委中不断年轻化而在学院内部发生的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比如战后我们是把奖给那些具有创新的、有实验精神的先锋派作家，现在我们奖给那些重要的、但又不太有名的作家。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是相互转换的，有时侧重这样，有时侧重那样。 

    南方周末：诺贝尔的遗嘱会在实际中影响你们对作家的选择吗？比如他强调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在你看来，理想主义是什么？ 

    埃斯普马克：我写过一本书，有中文版，《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在里边我提到过，我们每一代院士都对诺贝尔遗嘱说的这个评选标准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期有新的评价。实际上战后那一代院士对作家的选择就更强调文学的标新立异，这成为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的一个选择标准。那个时候我们的院士比较注重作家的标新立异，你要有创新，你要有突破。然而，这个标新立异的标准到了1980年代就被后起的院士打破了，他们更注重的，就是把奖给那些不太为人注意、但我们认为很优秀的作家。 

派别少于18种就是假的    南方周末：外界有一种说法，就是瑞典学院有作家，有文学评论家，但没有一流作家、一流评论家，言外之意就是在质疑瑞典学院院士的专业水准和判断能力，你怎么看？ 

    埃斯普马克：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微笑着举拳头抗议）。在瑞典学院，有很好的作家，也有很好的诗人，比如毕丽基塔·特罗齐克、卡塔琳娜·弗罗格斯腾、拉什·福歇尔，他们是瑞典最重要的作家、最好的诗人。如果那些质疑的人肯看他们的书的话，就知道他们的质疑应该被质疑。 

    南方周末：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瑞典学院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传统的，保守的；一种是前卫的，新锐的。这两种势力在互相争夺，有这样两种势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