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丑小鸭！”这声音透露出一种自谦或自卑的心理。有的也许真的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如别人漂亮，有的却是因为自己没见过世面、知识和能力都不敢自信，有的还可能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贱、地位低微……总之，正因为这样的自谦或自卑的心理在儿童和普通人中间具有普遍性，所以“丑小鸭”这个童话形象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事实正是如此，“我是一只丑小鸭！”这样的自我表述，我们随处可以听见；“丑小鸭”这个童话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丑小鸭”这三个字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自谦或自卑；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的含义要丰富得多。 
    我们不妨认真地读一读安徒生的《丑小鸭》。这个短篇童话第一次发表时，安徒生正是年届不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但似乎仍然不为世俗社会所承认和接纳。他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可谓感慨良多。他写这篇童话，是有感而发的。在他看来，自己所走过来的路是一条从“丑小鸭”变成“美天鹅”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丑小鸭”这个称谓，那是鸡们鸭们以及世俗人们叫出来的；而在安徒生听来，恰恰是无法接受的。但是面对巨大的世俗偏见，他又有什么办法？事实上，谁都知道这只所谓的“丑小鸭”本来就是从天鹅蛋里孵化出来的小天鹅。小天鹅自然不同凡俗，在安徒生的童话里它是品性优良、才华出众的象征。“只要你是天鹅蛋，就算你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安徒生在这篇童话里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安徒生把自己的成长道路比作一条从“丑小鸭”变成“美天鹅”的过程的同时，他对自己是天鹅蛋而感到自豪，他对自己能从“丑小鸭”变成“美天鹅”充满自信，对于历尽艰辛而获得成功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 
    这样看来，当我们在说“我是一只丑小鸭”时，重要的不是一味的自谦或自卑，而应该有一种“自己是天鹅蛋”的自豪感，有一种“能从'丑小鸭'变成'美天鹅'”的自信心。不仅如此，还应该有一种为了达到这一美好愿望而敢于经受艰苦磨难的勇气和决心。 
    这才是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这个童话形象所具有的完整的本质含义。 
    我之所以看重“丑小鸭”形象，就在于它象征着人类的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道德品性，我们也许可以叫它“丑小鸭”精神。这种精神在儿童和普通人中间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召力，能够赢得极为广泛的认同。安徒生创作出“丑小鸭”童话形象，距今已有160年，可是它跨越时空，为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和普通人的心灵所接纳。我以为它已经成为一个美好品性的原型，已经成为渗透进相当广泛的儿童和普通人的无意识层次的一种愿望，一种心理驱力。但是，这种愿望和心理驱力往往被世世代代的世俗偏见压抑着，不能一下子被所有的儿童和普通人所意识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女孩子们说出“我是一只丑小鸭”时只能肤浅地表达出自谦和自卑的意思的原因之所在了。 
    王一梅则不然。她通过十余年的创作实践，已经把这种本质意义上的“丑小鸭”情结从童年记忆的深处（无意识层次）呼唤出来，并且不断深化和完善，然后用它来构成自己的创作思想，构成她的童话母题（基本主题）。 
    由此可见，王一梅童话中的这一情感主题，之所以在读者（包括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心中有感召力，是因为它有着深远的文化精神的渊源。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王一梅是在重复安徒生。 
    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不能重复的，即便是一个原型，一种母题，一旦进入一个具体作家的创作领域，也只能属于作家自己。尤其是童话作家，都具有一种诗人的特质。所谓诗人的特质，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总要多一些主观的情感。 
    王一梅的丑小鸭情结，明显地烙有她自己的情感体验的记印。如果说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形象有一种反社会的倾向（在那里，丑小鸭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具有“丑小鸭”精神，却不以“白天鹅”自居；或者说具有不同凡俗的理想和品格，却没有远离普通人的社会群体。此外，王一梅的童话十分注重人性的沟通和人情的温暖。时代不同了，社会不同了，安徒生笔下的那种势不两立的人际关系，那种阴冷、酸楚的情感氛围，在王一梅的童话里已是荡然无存，即便有时也会涉及一些不怎么和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遗憾，也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温暖童话”的整体评价。 
    王一梅的丑小鸭情结，不仅表现为她的童话母题，作为一种创作精神，还表现在她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上。丑小鸭宁愿被杀死也要飞向天鹅群，这一意象在王一梅的创作过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就是对童话艺术的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