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把这本经过四年岁月完成的书，献给全体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家属。
    “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没有的，真是岂有此理。我就是活证人。”1999年初次会面的张秀英婆婆用唾弃的口气对我说。她是应我们的邀请来日本向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经历的。等待着张秀英的是想了解正确历史的热心的日本市民，和企图妨碍集会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分子。张秀英一边听着直传到会场内的街头宣传车的叫骂声，一边讲述着遭受日本士兵蹂躏的性暴力悲惨经历，虽然有时也对日本的社会状况感到愤怒，但她还是给我们具体讲述了日军是如何日常性地对中国民众施暴的。尽管已是86岁高龄，她仍然到日本各地访问，与市民们交流。在和我们一起吃饭和乘新干线时，婆婆精神开朗，经常讲笑话活跃周围的气氛。我担心她的健康，她却拉着我的手，反过来为我担心：“松冈，我怕你吃右翼的苦头哪。”她告诉我们，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愿意说自己当时的痛苦，想把那些彻底忘掉。受害者们有时对我们这些找上门去采访当时受害经历的日本人发火，有时则和我们共同感到要保存历史，为我们讲述了痛苦的经历。对于各位受害者的感谢、尊敬和同感，是怎么说也说不完的。我从十八年前就开始给受害者做口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总是一边去贴近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和被日军伤害的老人们，一边思考着如何把他们的想法传达给众多的日本人。我从1997年开始对几个人进行集中调查，1999年以后更是鼓足干劲，完成了口录调查，这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让《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在2003年夏天出版，是在此之前就决定的。
    我们在1997年末以后的约五年里，一直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加害和受害两方面的调查。我们打算把这些调查结果集中起来出版，但记录下来的加害和受害证言合计达三百份以上，做成一本书的话数量太庞大，一般人难以详细阅读。因此，我们在去年8月出版了只收录加害士兵证言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并决定下一年一定要出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言集。
    周围的人都说，先出了加害证言，再出收集起来的受害者证言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受害证言已经整理了一半以上。我们请了好几位懂中国话的人整理录音磁带。有些部分现场的翻译没听匿，如果证言人的话被省略了或译错了，那就不是正确的证言了。我们要求协助工作的人要准确地按原话整理磁带。帮助整理磁带的各位都很热心，他们都听懂了录音磁带，将其转换成了文字。如果没有他们帮助整理磁带，编辑工作恐怕要耗费掉很长的时间。感谢所有帮助整理磁带的同伴，衷心感谢全美英、墨面、林叔飙、金井莎拉、枞山幸子各位。
    此外不能忘记的是每次去南京调查时为我们提供帮助和照 顾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各位先生，感谢他们总是给予协助和指导。还有不仅在四年里、在此以前也为我提供帮助和充当翻译的南京 当地的朋友常嫦、盛卯弟、罗庆霞，他们不顾连日的艰苦日程，坚持和我一起走访受害者，尤其是常嫦，是我十七年前结交的朋友，她甚至放弃了工作，帮助我进行调查。除了中国的朋友，还有和我一起在南京进行调查并给予我帮助的枞山幸子、山田安子。非常感谢!
    每次口录的文字回到手边，我就打开做口录时的笔记重听磁带。我总是在桌上摊开1937年时和现在的几种地图，搜寻要找的地名，确认是否有矛盾。和校正原士兵的证言一样，编辑一个个受害者的口录文字也花费了相当的时间。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编辑。从2003年3月初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在三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一边做着“本职工作”，一边面对着电脑做编辑工作。此间在地名的确认、植入日语里没有的中国地名人名、确认证言人的翻译工作等方面，都得到了全美英的全力协助。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林伯耀对编辑的全过程和校正给予了日常性的指教。我切实地感到，一本书的形成，确实是有赖于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最后还要感谢社会评论社的松田健二社长和新孝一，继《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之后，他们又共同对文章进行了多次的更改和校正。一项工作成形之前的苦恼和完成之后的巨大喜悦，我都能够体验到了。帮助过我的人还有许多，这里不能一一记下来了。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