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读德鲁克早年的两部著作，仍然感受到其学术的生命力。比如，在考察股份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工会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宗教与社会道德滑坡之间的关系等当前中国学术界关注课题时候，德鲁克的观点依然会给我们不少启示。德鲁克这最早的两部著作看上去似乎与他以后闻名于世的经济管理学大师的头衔相去甚远，其实，正是这两部著作表现出他少年时代接受维也纳学派理论熏陶打下的深厚的功底，流亡美国后，和其他来自欧洲出生于20世纪初的大师（阿伦特、约斯纳、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等）一样，将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知性带到了注重使用和功利的美国。他每隔五六年就要瞄准一个自己喜欢的专题进行研究，大多数并不与管理学有关。这种拒绝作“专门人”（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语）的对知性的执着追求，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