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ker）学识渊博，撰写的30多部著作中，一半不是单纯的管理学著作，而是关于社会宏观研究的著作。他的力著《工业人的未来》的中译本近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志强译）。该书1942年初版时，被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一部著作，是他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关于极权主义起源研究专著）的姐妹篇。德鲁克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是“自己唯一的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著作”。书中他已经预见反法西斯战争必将胜利，指出这场战争胜利后，欧美工业社会不能回复到战前的体制，也不能只解决一些细微末节的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病理，人类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完善的工业社会的道路。
    德鲁克认为，19世纪以后的工业社会两大特征是：大生产和股份制公司。如果说自动流水线是大生产的象征，那么，股份制公司就已经是作为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存在了。股票的所有与管理的分离，工业社会的股主只具有一种法的范畴里的形式上的财产权力，作为自由社会的社会政治基础--私有财产权的正统性开始丧失。社会权力全部落到缺乏正统性的经营者们的手中。所以，纳粹可以趁虚而入，用所谓“革命”的手段将经营者的权力--民间经济的活力消灭了，产业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权利支配的轨道，虽然表面上没有在法的领域改变私有制度。他认为熊彼得功亏一篑而惋惜说，熊彼得已经注意到了经营者的权力缺乏正统性的“真空”状态的危险性，可是没有进一步强调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他指出，缺乏正统性的权力及其必须的权威，因此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约束，就必然腐败，无法无天，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宗教、平等、正义、进步和平等各种价值都不能得到实现。
    德鲁克还表示他最痛恨纳粹鼓吹的社会效率论，厌恶那种不讲付出了多大代价只讲取得的效率效率至上论，指出1933年后德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隐患。他认为付出放弃自由的代价来取得效率是危险的。他也表示不讲效率只坚持信念的也只会是绝对主义、原理主义、教条主义。原理主义不懂得价值的应有的意义，不能发挥原理的价值功能，会带来大众信仰的混乱和社会的崩溃。因此，会面临最危险的“无秩序的大众”。但是，他说这不是指奥尔特加的所说的“大众的反叛”，大众的反叛也可能是一种对社会公共政治的参与。最危险的是缺乏社会理念的大众，不可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反而对社会政治不关心，焦躁和完全绝望，在没有自己的地位、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他们自身缺乏正统性的社会中，就会依附专制的独裁者。
    此书继《经济人的终结》之后，对极权主义体制展开精辟的分析，虽然没有详尽地展开，但是为以后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等人的研究作了铺垫。例如，德鲁克和哈耶克、波普尔一样批判理性万能论。他也认为这种思潮的源头既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也不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启蒙主义和大革命、古典经济学派、立宪派的自由主义，乃至达尔文进化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20世纪初的行为心理学。又如，德鲁克不仅在《经济人的终结》指出宗教团体和个人宗教信仰对抵抗极权政治的局限，还和罗伯特·米歇尔斯一样，也否定工会有能抵御极权主义力量。他认为虽然工会组织在工业社会结构中是必不可少的、制约经营者的必要的组织，但是工会自身也有弱点，不受任何组织制约，也不负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与经营者的权力一样也不具有正统性，加上它内部的结构也是非民主的，所以是非常脆弱的。战前德国有欧洲最强大的工会，但是1934年5月2日希特勒只把它的领导人逮捕了，宣布它为非法组织后，一天之内它就散架了。他强调社会中的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社会行为要负起选择、决定的权利与义务，也不能拒绝对自己所属集团所负的责任，不能因为把决定权交给了独裁者或执政党就可以免除自己的伦理责任。放弃这样责任就要失去自由。他也看到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不涉及个人政治责任的个人意志的决定与选择是与政治自由是没有关系的。他的这些观点以后为阿伦特、雅斯贝尔斯、伯林、柯拉克夫斯基等人的伦理责任论述所深化。
    德鲁克盛赞美国的建国政治传统，他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修正派”史学一样注重法国大革命的负面影响，甚至把美国独立战争看作并不是对封建主义及其暴政的革命，而是为了自由、反对启蒙思想的专制主义的一种保守运动，是反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对绝对主义中央集权政府的战争。德鲁克认为这种保守主义的最大成就是没有通过社会革命和长期内战就创造了新的价值和信念，希望美、英两国在战时和战后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他的这一课题，革命就是复旧的观念，50年代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有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