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小说之前，通常会写一个非常详细的框架，然后让所有想到的灵感都各就各位。虽然也有朋友提醒我，在创作之前写提纲会束缚自己的发挥，使作品变得非常呆板。但我的体会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你一旦进入了写作状态，内心的激情和想像力会自然地爆发出来。我就有许多小说，写到最后脑子里突然冒出了比提纲更精彩的结局，因为提纲只是一个导游，而真正的旅游者还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我找到了那种感觉
　　小饭（毕业于华东师大哲学系，2003年获《上海文学》全国文学新人大赛短篇小说奖，长篇《我的秃头老师》获得好评）：在我的童年，数星星是排解孤单的节目，在星空下扳着手指度过的夜晚是最美好的时光。我想一个写作者如果要长久地写下去，不妨将他的作品看做是他镶嵌在人生中的一颗颗星星。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捧着书，可是高中学习太忙了，的确不是一个写小说的好时光。我把所有的对小说的热情以及自信心都往后挪，所以我在大学的计划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写长篇小说，我完成了这个指标。

　　我最早是想写一个宫廷丑闻，电视台对清宫戏的迷恋和偏好很难让人理解。第二是想写我的老师。我在大学里碰上了不少好老师，他们不仅有趣，也很有风度，甚至非常有男人味儿。偶像对我来说就是要成为的人，我可以从这些优秀的男人身上学到东西。大二时我有一个女友，后来分手了。但要说起这部长篇小说，我必须提到她，因为这本书就是由她而写的。也许并非是出于故意，我把对生活的想象完全放在里面，另外一些是有关童年的。

　　我对又酷又帅的男老师总是十分喜爱，小说里的“秃头老师”并不帅，但就像我在作品中解释的那样，秃头代表了男性的另一种魅力。这真的是灵感么？那个下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一个文具店买了一本白色笔记本，还买了一支铅笔。小说的第一句话我是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写下的。2001年9月3日将近黄昏，华师大河东食堂熙熙攘攘，写完头一句话天刚黑，我就到文史楼一个教室里，舞动着铅笔，舞出了我的第一段。

　　小说写到大约第三章的时候，我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我的确找到了那种感觉——讲故事的方式、态度，故事本身也面目清晰，脉络清楚。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学历史老师，他苦闷，但他找到了一条排解苦闷的路。秃头的历史老师犹如一个艺术家那样，把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演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和一个传奇历险。这部小说的两条主线是非常明朗的。前十几章的开头总是秃头老师现身教室，每次都以不同的形象示人，可是干枯的身体和那个掉光头发的脑袋从未改变过。之后总能给他的学生带来无与伦比的想像力风暴，臆想出有关拉瓦锡和商伯良（当然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女王）的神奇故事。这年10月，我终于把三本笔记本上写下的这个故事输入我的电脑。在朋友的帮助下，这个小说终于找到娘家问世了，之后又在香港出版。

　　我想我只要活着，就会写下去，为读者，更为自己。

　　不太喜欢炫技的东西
　　张悦然（2002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2003年8月获第五届“新加坡最高文学奖”。创作的小说有《樱桃之远》、《十爱》等）：很多“80后”的人大部分作品都是自传性质的，而我更多的是从虚构出发。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不是一个会贴着地面走路的人，写着写着言语文字就会飞离现实本身。当然想象的东西太多，有时候会影响连贯性，这是一个问题。叙述的连贯和缜密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短篇中所作的最大的努力就在于对话。我以前很不喜欢写对话，也很怕写对话。那时我觉得我追求的是一种比较优雅的气氛，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挺幼稚的想法，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偏好于一定要讲故事，而不太喜欢那种炫技的东西。好的故事让你觉得写下去是非常轻松的事情。那篇《右手能干的事情有很多》，我凭借它获得了《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奖二等奖，这个小说里包含了某种情结。在我看来，每个人都会有或清楚或隐约的情结。情结本身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很顺利地让一个故事从开头写到结尾。我想大概由于一件发生在我童年的不便尽述的事，我从此就有这样一种右手的情结。

　　当然我不像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李渔，我对右手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但是写在小说里，我就更偏爱一种“过”的状态了。偏执的奔着一个方向就一头冲过去。所以我给了主人公李渔一个契机，让他在童年里就和右手的情结纠缠上。当然这也体现了我的另外一个格外关心的话题，就是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我记得许多次地读到类似“那件事把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句非常伤感的话，于是我也在我的小说里表现了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有所不同的是，也许由于我还十分年轻，这种童年对于一生的影响，我还不能十分透彻地看清它的全貌，所以这更像是一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