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27－1937》是“以上海作为特例了解在中国国民党政权下一个市政府的运作”。该书虽然考察的是1927年至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但是对其“赖以形成，并在此基础上设想和实施其城市发展政策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状况”，即市政府设想和实施城市发展的背景及其在其中运作的环境因素作了很多论述，对市政府在此十年期间实施的方方面面的政策、法规、改革措施及其成败得失作了细致的分析，这样读者就看到了市政府的所作所为不是空穴来风。如同国外学者倾向于把民国时期理解为一场现代化运动的开端一样，安克强对这十年间上海市政府的研究似乎也始终着眼于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市政府所取得的成绩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并且上海市政府可能只是一个特例，但是，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权致力于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因而，研究这段时期的上海市政府也为研究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国民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党派＼精英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范例。安克强教授指出，上海市政府领导努力把中号变成业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市政府主要领导人物和官员才是经过特别培训的人，具有不可否论的领导能力，具有驾驭上海大都市发展的才能，并不总是“无能”和“腐败”。他们为现代化和合理化做了真正的努力，尽管有困惑和犹豫。市政府的现代化政策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包含了对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二是毫无保留地对西方引进的思想和技术开放。联接这两方面的就是包括市政府领导官员在内的构成近代中国新的精英人物。这些人虽然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甚至在国外受的教育，但他们并不完全倾向于同传统决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和现代的桥梁。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上海提供了关于国民党政权希望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精英建立一种密切关系的范例，也提供了国家＼党派＼精英之间关系复杂性的最好范例。因而，安克强教授指出，把上海的例子放到更大的历史范畴考查，对上海市政府的考查结果表明，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腐败和剥削的政权，而且也是能够执行宏伟计划的精力充沛及工作效率高的个体组成的政权。当然，安克强教授也指出了上海的个案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国民政府统治的“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还需要进一步对“南京十年”的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因为上海在这十年的成功事例，毕竟有些“特例”，不位同领导这座城市的人的素质有关，也同南京国民政府把上海作为现代中国和国民党中国的一个“展示窗口”有关。
    《上海妓女》一书出版略晚，但安克强教授从开始做这个项目到完成学位论文到修定出版，前后化了十多年时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在1985年他开始这项研究时，中国的卖淫史还是一片未开恳的处女地，当该书出版时，卖淫史已经作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城市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始显现，并同妇女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从上海市政府到上海妓女，个中缘由，也许法国另一位学者白吉尔教授的评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思路。至70年代，欧洲社会史问题和方法已得到重新明确，研究重点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大众行为的文化分析。随着新社会史家把“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解释框架引入城市史研究，一些新的社会范畴引起关注。诚如白吉尔教授所评论的：过去被历史学家的叙述排斥在外的一些非精英团体的经历，如妓女，这样长期被认为没有意思的题目，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受阿兰高班对法国妓女的拓荒式研究的鼓舞，安克强的法国国家学位论文作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海妓女的研究。选择这一题目，表明了历史学家对更加和“人”形式的社会生活（性行为、疾病、犯罪和流动人口等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漏网者和失败者）新的兴趣。安克强一些最好的章节，描写了上海妓女的等级特征和丰富多样，以及她们行为上的文化特征：19世纪末名妓女们优雅的生活方式，管着她们与老鸨之间各项关系的成套规矩。在后几章关于下层妓女的人类学方式的研究中，他强调了上海人口的增长，当地传统精英被新移民取代后，两性交往中出现的日益商业化。
    安克强教授证实了阿兰高宾教授《供租用的女人：1850年以后法国的卖淫与性》一书对他的影响，他说，按照阿兰高宾的研究方法，对卖淫所作的历史探讨要以为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群体情感的演变作出重大贡献。安克强教授有关上海妓女卖淫史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明确目的，即妓女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的“边缘部份”不应该被排除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压倒一切的权力关系变化”进程之外，这一个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反映十分敏感的群体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上海社会结构、社会态度的变化和商业的发展。安教授把对卖淫的研究与对中国、对上海的社会的全面的历史考察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边缘群体，引发对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历史问题的思考，而且进一步透视近百年来在强有力的现代进程的作用下，上海在物质结构与当地居民的构成用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上海妓女》一书在这些方面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