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卖淫的研究为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即使由此得到的画面看上去可能有些奇特。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口”），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所拒绝的社会。卖淫当然与性有关。虽然历史学家一直想忽略它，或将它从他们的著作中排除出去，但性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正因为如此，卖淫同时又为性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提供了一面独特而有时是扭曲了的镜子。此外，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娼妓界是极其敏感的。她们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都要比社会上的其他群体快得多。就上海来说，卖淫可以被视为1842年至1949年间这座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晴雨表。

　　着手从事当前这项工作的想法，起源于一本令人着魔的书，即路易斯·谢瓦利埃写的《劳动阶级和危险的阶级》。我的想法是试图把路易斯·谢瓦利埃的思想运用到上海的例子里来。在详尽阅读了这个城市的报刊之后，我曾作过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较早的研究，它使我看到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类型和城市空间。但我阅读的中文资料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所谓“危险阶级”的概念其实并不符合上海的真实情况。不过，正是参考了这个最初的看法（尽管是无关的），我萌发了研究上海19世纪和20世纪的“边缘”群体的想法。但我很快遇到了原始资料上的不平衡。虽然我收集了有关卖淫的大量资料，但我却未能获得同样广泛而可靠的研究其他群体所需要的资料。另外，我似乎觉得，卖淫这个行业也许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社会的新视角。而导致我产生这样一种观点的，是另外一本书，即阿兰·科尔宾写的《供租用的女人：1850年以后法国的卖淫与性》。阿兰·科尔宾的研究范围极广。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对卖淫所作的历史探讨可以为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群体情感的演变作出重大贡献。……

　　在考察20世纪卖淫史的著作中，贺萧的著作似乎是那些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之一。从她最初发表的论文到她最近写的书，作者始终把上海卖淫问题中的一些主要思想作为她的研究对象。贺萧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妓女中存在着一种形式上的等级制。即使这种等级制部分是虚构的，它也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与需求。她认为，这种等级制已对卖淫业的世纪结构产生了影响。同时，她也描述了妓女的补充方式。她认为，妇女已成为在不同地域内大规模进行的贸易的对象。这种地域上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在卖淫业中的地位和前途。一个女人开始从事卖淫，通常是因为她已面临危机（可能是经济的或家庭的危机），或者是因为有一种暴力强行将她从原先的环境中分离出去，并使其失去保护。

　　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上海卖淫市场的演变。贺萧宣称，上海的卖淫市场已从一个由一小群妓女主导的、以满足19世纪城市精英的需要为目的的奢华市场，演变成为一个为城市工商阶级中日益增多的未婚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市场。同时，作者也对普通妓女的状况，光顾高级妓院的规矩以及脱离卖淫业的途径作了描述。她在卖淫业的发展中觉察到了妇女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但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她们并未终身从事这项职业，甚至她们中间最底层的人也能设法对自己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支配权。

　　尽管贺萧对上海卖淫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情况所作的分析与解释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就史实与史学方法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贺萧的书是在对民国时代的作家和文人学士所作的有关卖淫的陈述进行研究，而不是试图提供一部有关这种现象的社会史。在她看来，也许这样的区别毫无实质意义，但对于一个甚至熟悉后福柯历史想象力（a post-Foucault vision of history）的历史学家来说，把一种漫谈式的“陈述”——中国作者在这里对卖淫所作的就是这种陈述——与一种经过构思的运用于所有历史文献的“陈述”区别开来，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将用事例证明，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必须及其谨慎，而且我首先还要强调，必须尽可能地把研究工作建立在一种周密的比较研究和对档案资料的分析上。

　　由于全部依靠二手资料，这位历史学家正在冒着把一种最终只不过是有关卖淫的“漫谈”误认为是原始资料的风险。加入我们把目光投向贺萧描绘的“等级制”，那么，她的这个复制品实际上把各种并非是同一年代出现的妓女种类都考虑了进去。一些形式上继续保持着的名称，有时掩盖了这些名称所刻画的客观事物的深刻变化。这导致作者用那些过去常用来标明五花八门的妓女所属“种类”的名称，拼凑成一个“等级制”。这个“等级制”实际上把那些属于19世纪的东西都混淆在了一起，同时也歪曲了她本人对整个这一时期卖淫市场的演变所持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