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明专家”王云五解除了几个争论之结。第一个“结”是“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原文)与“应听取政府施政报告”(修正意见)的“得”、“应”之争。王氏解得极妙：“当年决定原文时，大家觉得'得'者表示有权，'应'者表示有责，因此才用'得'而不用'应'。”结果，大会表决通过用“得”。
　　这样的讨论，看似十分认真，其实是小题大作，于事无补。
　　在讨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应存应废问题时，以陈其业、莫德惠等87人所提临时动议交大会表决，轻易通过，《临时条款》继续有效。实际上，延长《临时条款》的舆论，国民党已经制造好长一段时间，王云五则以无党派身份赶凑热闹。早在1953年11月，即距“国大”一届二次大会开幕前4个月，王云五便撰专题文章，发表在《世界真理》月刊上，对此进行鼓吹，认为继续有效“当然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既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临时条款》当然在“国大”二次会上顺利通过。
　　弹劾李宗仁与选举“总统”、“副总统”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李宗仁在一届一次“国大”上被选为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给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飞抵香港，住入养和医院，12月8日飞赴美国定居，拒绝到台湾。李宗仁的副总统、“代总统”名义不去除，台湾方面便不能名正言顺地产生“总统”、“副总统”。这是一届二次“国大”必须解决的问题。王云五于1953年12月写就《行将召集之国民大会的任务》，交《民力》杂志发表，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李宗仁不能连选连任已是势所必然，但“按法律程序”，总得提交“国大”讨论一下。关于“总统”选举问题，王云五于1954年2月17日发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中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为蒋介石当选“总统”制造舆论：“就事实而言，此次选举总统，今总统蒋先生为惟一的理想候选人毫无疑义；至于他党有无候选人提出，迄今尚无所闻，想来多半是不会提出的。”王云五发表这类文字，是否“奉旨”行事，无从稽考，但事实上起了舆论定调的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3月10日，王云五主持讨论李宗仁罢免案，没料到发言颇为热烈，还出现了不同观点，经表决通过罢免案。据第二天台湾报纸报道，罢免案通过后仍有余波，但被王云五以强硬态度平息，国民党党报予以盛赞说：“王云五主持大会斩钉截铁，不拖泥带水，节省了不少时间。下午何成浚主席主持大会，则采用无为而治办法，也皆大欢喜。一刚一柔，后先辉映。” 
　　对于在“国大”会议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王云五很为得意，他追述道：
　　因此次大会所处理和讨论的三个主题--选举、罢免与临时条款，我在大会召集或讨论以前，皆曾提出主张；而大会处理之结果，均与我的主张若合符节。……至于大会期内，我个人为大会的效力，似乎也较一般代表，甚至主席团中许多主席效劳者略多，例如大会共开十一次，每次分上下午，共二十二节次，再加上选举、预备会各四次，开幕式、闭幕式各一次，共计三十二节次，以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计，平均约两人有半仅得主席一节次，我独以主席三节次，计超出平均数约八倍。
　　倘论“先见之明”，王云五是不值得骄傲的。罢免李宗仁，选出“蒋总统”，延长《临时条款》，在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最高决策者非蒋莫属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是人人都能预测到的。不同寻常的是，王云五主持大会达3次之多，超出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平均数的8倍，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国大”闭幕后不久，王云五即出任“考试院”副院长，也就不足为怪了。说实在的，王云五作为无党派人士，对“国大”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充其量只是一个敲边鼓、吹喇叭的角色。但是，透过他在“国大”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透视台湾“国大”的五花八门及其实质。对于王云五个人经历而言，在台湾“国大”屡有表现，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届三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这次会议开得乱糟糟的。会议尚在筹备阶段，贿选主席团成员的丑闻便不断被披露。王云五在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竞选主席团者，每人花费多至五、六万元，每票付代价五千元，天下真无奇不有。余向采三不主义，一不求职，二不应考，三不竞选。”王云五的“三不主义”，有自鸣清高的一面，但在旁人看来，又像是在说风凉话，他那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又是政界无党派人士中的元老，入选主席团是水到渠成的事，自然不必竞选或贿选。会议的第二轮风波发生在推定第一审查会召集人，各派代表相执不下，从口诛笔伐发展到全武行的打斗，王云五记述道，“争执至为热烈，居然在会议中发生代表打架事件”，舆论为之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