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在这一段时期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如《幼狮》月刊、《真理世界》月刊、《自由新闻》、香港《工商日报》、《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中国一周》、《当代青年》、《中央日报》、《读者文摘》、《自由谈》、《新生报》、《自由人》、《读书》、《中华日报》、《人事行政》、《法会月刊》、《学术季刊》、《祖国》周刊、《反攻》半月刊、《民力》月刊、《传记文学》等。他还为许多书籍作序，时而写下些不合韵律的仿古体诗词。他时常应邀到机关、学校、团体及广播电台发表演说。这些诗文和演说记录稿，加上在大陆时期的演讲辞、文稿等，后来分类汇编成书，陆续出版，计有《岫庐论管理》、《岫庐论政》、《岫庐论世局》、《岫庐论教育》、《我的生活片段》、《谈政治》、《谈世界》、《读书常识》、《国际常识》、《对青年讲话》、《谈国际形势》、《科学管理常识》、《忆旧游》、《岫庐纪事诗存附诗余》、《岫庐序跋集编》等书。有些是文化学术类的，有些是政治类的。此外，他还编成《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他的大量译著，于此不一一列出，但《美国全史》这部长篇巨著有必要提一下，这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从1953年6月中旬起翻译，历时3年才译毕，用龙倦飞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有关兼职也很多。1952年3月起，任台北《新生报》专栏作者，每月写有关国际政治文章一、二篇，每篇约1500字。7月，任“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第二届理事长(两年一任，蝉联至第7任)。9月，中西文化经济协会成立，任理事(后来又与于右任、张道藩任常务理事，晚年任理事长)。1953年2月，任台湾商务印书馆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因“考试院”副院长的公务员身份不宜兼任民营企业职务，辞去台湾商务印书馆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4月，任香港《祖国》周刊特约撰稿人。7月9日，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名誉委员。7月14日，被聘为“教育部大学用书编审委员会”委员。8月上旬，政治大学复校，被聘为该校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55年10月，任二十五史编译馆理事会理事。
　　王云五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但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据“自由人”之一的阮毅成后来记叙，到1951年7月，在台“自由人”计有王云五、王新衡、端木恺、程沧波、胡秋原、吴俊升、黄雪村、阎奉璋、楼桐孙、陈石孚、陶百川、陈念畲、雷震、阮毅成、徐道邻。在台同人公推王云五为自由人社董事长，7月下旬起平均每两周聚餐一次。仍留在香港的“自由人”有左舜生、金侯成、许孝炎、成舍我、卜少夫、雷啸岑。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对《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决定为：“除积极的主张民主自由，消极的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广销路。“自由人”意见产生分歧、《自由人》刊物滞销等问题，从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已露端倪。6月14日，在台“自由人”聚会于台北市武昌街一段十八号立法委员俱乐部，讨论在港同人成舍我函辞自由人社社长，及《自由人》是否要移办到台湾等问题。王云五认为，《自由人》刊物若移到台湾编辑发行，则“功用全失”，应坚持在香港办下去，若经费困难，可改三日刊为月刊。会议决定，由王云五复函成舍我，力劝他在香港至少要坚持到7月底。成舍我赴台后，《自由人》刊物在香港更难维持了。为此，在台“自由人”一再商议对策，王云五坚持要办下去。1953年3月14日，在台“自由人”在成舍我寓所集议，就许孝炎来信，再次讨论《自由人》刊物应如何办理。许孝炎来信称：《自由人》已积欠香港时报社印刷费港币6000元，拖欠稿费11期，而且雷啸岑也决意赴台，左舜生又要去日本旅行，无人主持，不如停刊。3月17日在台“自由人”再议对策，王云五等力劝成舍我赴港主持刊物，成舍我一口回绝，坚决不去。这次会议作出决议，刊物仍在香港维持。在此期间，“自由人”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屡屡发表违禁文章，使台湾当局十分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