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没有任何旁证的忆叙和推测，是颇令人生疑的。他每周三都要参加“自由人”聚会，行踪固定，若有人要暗杀他，在他下车步行回家之际，或开门上楼梯之际下手，最有把握，何必隔楼远射呢?而且，“暗杀者”只开一枪，子弹未穿越王云五当时所在的房间。如果王云五确实找到了弹头，也只能说明这是一次警告，不是真的要他性命。谁人所为，毫无证据。以子弹警告有关人士之类的做法系国民党特务常用的手法，受过此等威胁者不在少数。王云五认定他遭遇的是“政治性的暗杀”，但又“决计不报警”，又未与友人谈起此事，这与他较强的“法制观念”与重私人友情的一贯作为也不相符合。再者，既有被杀之可能，他为何不马上设法离港，而要捱到次年1月3日才离港?这也不合人之常情。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王云五在事隔多年以后才提及的所谓“谋杀事件”，其实是要向在港友人交代，为何“自由人”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会抛弃在港“自由人”而赴台，并为自己赴台附政从政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后来，虽有“自由人”的每周聚会，但在港“自由人”大多心境不宁，彷徨有去意，到50年代初陆续赴台者居多。王云五只是比他们先走一步。所以，无论是否发生过枪击事件，王云五迁居台湾的决心早就下了。香港不宜作久留之地，是他迁台的第一个真正原因。第二个原因，赴英讲学一事已搁浅。其时，英国政府承认了新中国，使他最终取消了借英国之行暂避海外的打算。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复了“总统”职务，台湾当局屡屡邀请王云五赴台，欲再次启用他这位“社会贤达”，让他继续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飞抵台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5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经济待遇相当于一个特任官，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同年4月，因女儿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困难情状，“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以厚望。然而，王云五虽有些官方赐予的名誉职务，毕竟还没有担任实职，潦落之感仍萦萦于怀。1951年2月6日(年初一)，他作《元日述感》五言诗，叙事抒情中充满了政治失意者的凄凉感：
　　门鲜车马客，长日伴砚田，昧爽初治茗，啜罢展书笺。
　　晨炊犹未起，属稿已盈篇，一日五千字，程功不苟延。
　　久坐舒筋骨，徘徊玫瑰园，不堪回首比，江山万朵妍。
　　最是恼人处，万卷付云烟，藏书自多危，何如入脑贤。
　　当如蚕吐茧，绿叶变丝棉，当如牛吃草，浆酪胜甘泉
　　书生违世立，实怀解倒悬，此生惟一愿，为学更十年。
　　王云五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以写作、演讲等为主，议政参政为辅。其原因，除了他本人还保留些文化人的习惯之外，在大陆期间政绩不佳、名声不好，也是一个原因，这使他本人和台湾当局都有些顾忌。金圆券案固然是舆论指责王云五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不是唯一的，他藉以在南京政府当大官的政治资本--“社会贤达”的头衔，也被讽刺为“马路闺秀”，甚至他在南京政府经济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的作为，也成为台湾舆论讽刺的对象。例如，1947年5月宁、沪等地学生举行反饥饿运动，王云五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劝止学生。这段往事，也被台湾《全民日报》翻出花絮，嬉笑怒骂了一番：
　　在学潮中，岫庐接见学生，颇受揶揄，怒曰：“我为行政院副院长，汝辈何得如此无礼！”学生益就嘲之，临时编小调，大声合唱曰：“呵呵！社会贤达！哈哈！社会贤达！”岫庐怒而入。说者颇以是笑其气度之狭。其实岫庐一生成功，得力于“压”，商务印书馆之科学管理，一言以蔽之，“压”而已矣。三十年之工作经验，天才自负，其视人也与机器同，昔以之临商务员工，今复以之临学生，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