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王云五开始筹设“华国出版社两合公司”，先后投入筹办资金新台币20万元，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由于王云五的家庭开销较大，他不敢轻易动用存款来办出版社，于是经王宠惠介绍，王云五将他所收藏的明、清名人手札千余通及赵松雪手书长卷等售于李石曾，将所得钱款用作筹办出版社的经费。华国出版社在台北进行登记，在香港印刷，出版物在港、台两地发行。这是因为“彼时台湾印刷业尚未发展，排印及原料，成本远较香港为昂，且推销国外，亦有赖于香港为中介，故除决定以台北市为公司所在地以外，即预先以大部分在香港办理，并于香港设一名为'香港书店'之门市部，并对外经办发行之任务”。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若干人作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其中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共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该社第一本出版物，即王云五翻译的《在铁幕之后》，30余万字，用笔名龙倦飞。由于金圆券案的余波未息，“王云五”三字在那时不便公开使用；龙倦飞，取意“云从龙”，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义。1950年，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尽管王云五宣称要“以工具书为维持营业之基础，教科书副之”，但除了《王云五综合词典》于同年4月由华国出版社出版之外，该社在工具书和教科书的出版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由于译印的新书滞销，在港机构被迫于1951年12月撤消，而在台湾出版的书则缺乏对岛外推销的途径，华国出版社的处境颇为艰难。1950年，王云五居住在香港，间或飞赴台湾，处理与华国出版社有关的事宜等。在港期间，王云五还撰写政论时评多篇，发表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等杂志上，加上迁台后发表的若干篇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岫庐论政》。
　　与华国出版社在港机构有连带关系的，是“自由人”组织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出台。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部分坚持反共立场而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的迁港人物集议对策，时常利用国民党租借在铜锣湾的房屋集会，以“自由人”自命。王云五因主持华国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务，被推为“自由人”的召集人。由座谈会发展到决定创办《自由人》三日刊的过程，王云五作了如下忆叙：
　　每次参加座谈者，多至三十余人，少亦一、二十人，皆为文化界人士，或为旧日与政治有关系者，各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皆有之。后来我以香港政府最忌政治性的集会，凡参加人数较多，尤易引起猜疑，动辄干涉，加以如此散漫的座谈，亦未必能持久，因于某次座谈会中提议创办一小型之定期刊物，每周或半周出版一次，既可藉此刊物益巩固反共人士之维系，且刊物一经向港政府注册，则在刊物办公处所举行的座谈，皆可诿称编辑会议，可免港政府之干涉。……结果决办三日刊，定名为《自由人》，其资金由参加座谈人士各自量力提供。我首先代表华国出版社提供港币一千五百元，此外各发起人分别担任，或一千、或五百不等；并经决定撰文者一律用真姓名，以明责任。其后，又决定委托香港时报代为印刷发行。
　　但是，在《自由人》即将创刊之际，王云五却决计迁居台湾，其自述原因颇有传奇色彩。据他说，12月下旬某一天，他参加“自由人”集会后，傍晚回到家中，“忽闻玻璃破碎声”。晚餐后，“女佣在扫地时，忽捡出子弹一枚”，他检查结果，发现露台栏杆上的一扇玻璃有“洞穿之圆孔”，“楼梯顶壁衬有钢丝之一玻窗也有裂痕，但未洞穿”。据此，他“乃作合理推论，当因自外射入之一子弹，洞穿了栏杆上之一扇玻窗，正循着抛物线继续向前，而触及对面之楼梯顶壁的钢丝玻窗，殆因所触为钢丝，且射力已近强弩之末，致未能洞穿后一玻窗而被撞回坠地”。据其推测，子弹从对面公寓射出，“我就此再三思考，所谓近因殆不出我近来参加之反共运动。因我半年来，每星期三下午辄参与座谈会”。他遂决定“托病暂不外出”，“于一月三日清早悄悄地前往启德机场，乘机前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