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容易出版难    编辑提示 

    《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文学最基本的作品之一，但有谁能想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居然是如此戏剧化。而现在压在赵振江手里的巴列霍诗集，恐怕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能出版阿根廷的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作很大程度是依赖机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到《马丁·菲耶罗》的选段，觉得很有意思，念书之余就翻译了三分之一，1979年去墨西哥进修时顺便把后面的三分之二全译完了，纯粹出于自娱自乐，像闻一多先生说的那样：不问收获，只作耕耘。 

    1984年是《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要搞一个大活动，展览全世界对他的作品的译本。因为自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当局当时在国际上外交非常孤立，就想文化渗透到阿根廷，他们出版了1000本由东吴大学哲学系的一个人翻译的《马丁·菲耶罗》运到阿根廷。 

    中国驻阿根廷的大使馆知道后，文化参赞就往国内发消息，希望国内赶紧找人出这本书。 

    这时距离展览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虽然我已经有现成的翻译稿，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激光照排，排版非常困难，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外文所的一个人得知之后，就给六位中央领导人写信，只有胡耀邦一个人答复了，他把这件事交给文化部外联局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办。就这点来说，我很感激社科院的这个人。 

    但是，后来也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这位先生就拿着我的稿子到湖南的出版社去出版了。去之前，他只是说由他来写序，我同意了，而且把我自己以前发表的文章让他随便用。 

    他到湖南之后却跟我说出版社要他署上是他作校对，我不愿意我花了五六年时间做这个事情还要署上是别人校对，如果你署名，就表明我不能独立完成，况且你并没有校对。我问为什么？他说：“出版社说这样可以多开校对费。”我问：“校对费是多少？”他说八百，我当时一共得了大概三千多元的稿费，就从中给了他八百。 

    实际上，我后来得知，出版社根本没有这一说，是他自己为了能够署名，还把前面改了两段。我翻译的内容是：“我在此放声歌唱，伴随着琴声悠扬，有个人夜不能寐，都只为莫大悲伤，像一只离群孤鸟，借歌声以慰凄凉。”他给改成：“此时此地歌一曲，吉他声声伴我语，一生一世唱不尽，苦难深深埋心底，好似孤飞鸟一只，我以此歌慰自己。”其实，什么“苦难深深埋心底”原文里面根本没有。 

有幸翻译《红楼梦》    编辑提示 

    赵振江以西班牙语翻译《红楼梦》，在国内自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放在世界文化的大环境里面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推广工作。 

    1987年3月，北京大学外事处转给我一封信，是格拉纳达大学前秘书长卡萨诺瓦教授写的，大意是：“经与我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磋商，认为我是西文版《红楼梦》定稿的最佳人选。” 

    我一方面有些受宠若惊，一方面又如坐针毡，我不是红学家，西班牙语水平也和翻译《红楼梦》搭不上边。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位深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说，出版西文《红楼梦》是北京外文局与格大的合作项目，已有成稿，我的任务无非是对照中文校阅一遍而已，我这才应承下来。 

    到格拉纳达以后，才知道格拉纳达大学并不满意那本由秘鲁人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西文本《红楼梦》，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校阅一遍，而是要大改乃至重译。但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退堂鼓是敲不得的，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就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为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在外文局提供的译稿中，把菱角译成了“荸荠”，这显然和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最后我们只好把香菱的“菱”译成了“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