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官》与劳伦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年)这位只活了45年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和诗人，在短短不到2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为人们留下了10多部长篇小说，几十篇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数种剧本、大量的散文、文学批评论文，甚至还有两百余幅画作。他的杰出才能震撼了本世纪初的文坛。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他在同代人那里屡受诟骂，生前茕茕独立，忍受着各种误解和孤独，却在后代读者中觅到了知音。这位本世纪最富争议性的作家，虽然如今已经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声誉，但是，对英年早逝的他而言，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劳伦斯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出生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矿区的一个矿工家庭，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文雅矜持、感情细腻的小学教师，由于婚后对丈夫的粗暴和酗酒感到失望以至厌恶，因此把她对丈夫的爱情化为一种异常强烈的母爱，完全倾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在父母的冲突中，劳伦斯从幼小时候就站在母亲一边，因此，当大哥离家就业，二哥不幸夭折之后，劳伦斯就成为他母亲惟一的感情中心，强烈的母爱像炽热而固执的光焰照彻着他的躯体和内心，从幼年到成年，一直影响着他的感情。　　父母之间的矛盾让他潜意识里认为男女的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由于母亲的影响，他一直难以接受除母亲以外的其他女性。他与童年时代的同学兼挚友杰茜·钱伯斯以及和路易莎·巴罗斯的爱情都受到制约。因为母亲的妒忌和反对，尽管他对杰茜一往情深，后来也曾和路易莎·巴罗斯订过婚，最后还是不得不解约分手。1910年12月他母亲病逝，长久控制他的心灵的那道炽热的母爱的光芒消失了。他遇见了一位德国法文教授的妻子弗丽达·冯·瑞恰霍芬，并爱上了她；他们一起私奔了。这段恋情一直陪伴他终生。　　就在陪伴弗丽达返回德国的期间，劳伦斯写下了两篇描写德国军队的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就是《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对德国没有太多好感，他在纯粹出于兴致游览梅斯时，曾被当作间谍拘捕，因此，无论是在梅斯还是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他都有机会切身体会到那种大普鲁士主义。而1913年到1914年发生在德国赞本的“赞本事件”更加深了劳伦斯的这种认识。这是一起因阿尔萨斯人所引起的军事摩擦事件。尽管“纯粹的”德国人视阿尔萨斯人为外侨，但这一地区40多年来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13年，在这儿先是出现了辱骂、暴力和监禁平民的事件，接着就发生了被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极端野蛮的暴行：因侮辱阿尔萨斯新兵而被惩罚的少尉冯·福斯特纳，用军刀砍死一个跛腿的皮匠，而法庭最后却以“假定自我防卫”的理由开释了他，这一裁定激怒了帝国国会的议员们，大部分议员都投票表决抨击政府。然而，冯·福斯特纳事件不过是等级制下的德国军队中更多其他事件的征兆，是普鲁士征服欲的一个端倪。 　　这一事件是7个月后劳伦斯创作这个普鲁士军官故事的潜在动力。不过这一思想在劳伦斯的脑中已经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了。弗丽达曾经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在军中服役时，虽说不上过分迷恋残酷的手段，但也像其他军官一样经常抽打自己的勤务员。她还回忆道，在她的少女时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下士向她透露，他是多么仇恨军队生活的恃强凌弱和非正义现象。这对劳伦斯显然产生了作用，再加上他的亲身经历与目见耳闻，他在1913年重返巴伐利亚时写下了《普鲁士军官》，不过当时取名为《荣誉与武器》。1914年，在加尼特主持下达克沃斯出版社出版了劳伦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尼特将《荣誉与武器》改名为《普鲁士军官》，并以此作为小说集的名字。　　小说作于德军入侵的前夕，表明它具有一种预言性质，并且预示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中所显示出的种种残暴行径，因为这些野蛮行为在小说中所针对的毕竟是一个敌人，尽管他平时只是一个于人无害的平民百姓。《普鲁士军官》特别触及的是一种军国主义，大普鲁士主义的嚣张和征服欲。小说中的上尉“是普鲁士贵胄，睥睨一切，飞扬跋扈”，因为感受到了传令兵身上的“年轻稚气，充满活力”，以及他的动作中“一种漠然无知却又天生的稳当”，因此对传令兵的存在感到心烦意乱。上尉那呆板的头脑当然无法对自己的感情作出分析，他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虽然自己无论怎样地暴怒甚至于挑衅，“这个小兵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完美的性情，从一举一动里都流露出这点来，带着某种热情，就像野兽那种自由自在的派头。”而正是这样使上尉越来越恼火，因为在军官霸道的潜意识里，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兵，应该随他的情绪波动而波动，就算小兵不反抗，他也无法容忍沉默带来的蔑视，无法容忍小兵的正常生活。因此，他一天比一天更无理，也就一天比一天将小兵逼上了绝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年)这位只活了45年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和诗人，在短短不到2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为人们留下了10多部长篇小说，几十篇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数种剧本、大量的散文、文学批评论文，甚至还有两百余幅画作。他的杰出才能震撼了本世纪初的文坛。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他在同代人那里屡受诟骂，生前茕茕独立，忍受着各种误解和孤独，却在后代读者中觅到了知音。这位本世纪最富争议性的作家，虽然如今已经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声誉，但是，对英年早逝的他而言，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劳伦斯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出生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矿区的一个矿工家庭，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文雅矜持、感情细腻的小学教师，由于婚后对丈夫的粗暴和酗酒感到失望以至厌恶，因此把她对丈夫的爱情化为一种异常强烈的母爱，完全倾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在父母的冲突中，劳伦斯从幼小时候就站在母亲一边，因此，当大哥离家就业，二哥不幸夭折之后，劳伦斯就成为他母亲惟一的感情中心，强烈的母爱像炽热而固执的光焰照彻着他的躯体和内心，从幼年到成年，一直影响着他的感情。

　　父母之间的矛盾让他潜意识里认为男女的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由于母亲的影响，他一直难以接受除母亲以外的其他女性。他与童年时代的同学兼挚友杰茜·钱伯斯以及和路易莎·巴罗斯的爱情都受到制约。因为母亲的妒忌和反对，尽管他对杰茜一往情深，后来也曾和路易莎·巴罗斯订过婚，最后还是不得不解约分手。1910年12月他母亲病逝，长久控制他的心灵的那道炽热的母爱的光芒消失了。他遇见了一位德国法文教授的妻子弗丽达·冯·瑞恰霍芬，并爱上了她；他们一起私奔了。这段恋情一直陪伴他终生。

　　就在陪伴弗丽达返回德国的期间，劳伦斯写下了两篇描写德国军队的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就是《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对德国没有太多好感，他在纯粹出于兴致游览梅斯时，曾被当作间谍拘捕，因此，无论是在梅斯还是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他都有机会切身体会到那种大普鲁士主义。而1913年到1914年发生在德国赞本的“赞本事件”更加深了劳伦斯的这种认识。这是一起因阿尔萨斯人所引起的军事摩擦事件。尽管“纯粹的”德国人视阿尔萨斯人为外侨，但这一地区40多年来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13年，在这儿先是出现了辱骂、暴力和监禁平民的事件，接着就发生了被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极端野蛮的暴行：因侮辱阿尔萨斯新兵而被惩罚的少尉冯·福斯特纳，用军刀砍死一个跛腿的皮匠，而法庭最后却以“假定自我防卫”的理由开释了他，这一裁定激怒了帝国国会的议员们，大部分议员都投票表决抨击政府。然而，冯·福斯特纳事件不过是等级制下的德国军队中更多其他事件的征兆，是普鲁士征服欲的一个端倪。

　　这一事件是7个月后劳伦斯创作这个普鲁士军官故事的潜在动力。不过这一思想在劳伦斯的脑中已经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了。弗丽达曾经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在军中服役时，虽说不上过分迷恋残酷的手段，但也像其他军官一样经常抽打自己的勤务员。她还回忆道，在她的少女时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下士向她透露，他是多么仇恨军队生活的恃强凌弱和非正义现象。这对劳伦斯显然产生了作用，再加上他的亲身经历与目见耳闻，他在1913年重返巴伐利亚时写下了《普鲁士军官》，不过当时取名为《荣誉与武器》。1914年，在加尼特主持下达克沃斯出版社出版了劳伦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尼特将《荣誉与武器》改名为《普鲁士军官》，并以此作为小说集的名字。

　　小说作于德军入侵的前夕，表明它具有一种预言性质，并且预示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中所显示出的种种残暴行径，因为这些野蛮行为在小说中所针对的毕竟是一个敌人，尽管他平时只是一个于人无害的平民百姓。《普鲁士军官》特别触及的是一种军国主义，大普鲁士主义的嚣张和征服欲。小说中的上尉“是普鲁士贵胄，睥睨一切，飞扬跋扈”，因为感受到了传令兵身上的“年轻稚气，充满活力”，以及他的动作中“一种漠然无知却又天生的稳当”，因此对传令兵的存在感到心烦意乱。上尉那呆板的头脑当然无法对自己的感情作出分析，他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虽然自己无论怎样地暴怒甚至于挑衅，“这个小兵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完美的性情，从一举一动里都流露出这点来，带着某种热情，就像野兽那种自由自在的派头。”而正是这样使上尉越来越恼火，因为在军官霸道的潜意识里，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兵，应该随他的情绪波动而波动，就算小兵不反抗，他也无法容忍沉默带来的蔑视，无法容忍小兵的正常生活。因此，他一天比一天更无理，也就一天比一天将小兵逼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