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深情回忆:“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

“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与写武侠小说的风格不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金庸先生开门见山,以这句话开始他的谈话。    

    23年前的那个夏天,金庸先生应邀来到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专门接见。那是以“金庸”为笔名的查良镛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也是香港新闻界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对于1981年7月18日的见面,80岁的金庸至今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细节……

邓小平心中装着国家发展    “那天我们一家四口、我和我的太太及儿子、女儿一同去看望邓先生。廖承志先生陪同我一起去,因为司机的缘故,我们迟到了。”    

    “邓先生已经在门口等我。天气很热,我穿着西装,邓公穿着长裤和夏威夷衫。我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感到很大的光荣。”

    邓先生让我脱下西服,他说,“天太热了……咱们不用拘礼。”    

    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他问我,查先生,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我说不出。我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同,所以我说,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   

    “邓先生说,对对对,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当天他没有具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话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    

    在邓小平会见金庸时,香港问题还没有公开提出来,但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金庸说,其实,“一国两制”的想法早在他心里,只是当时没有讲出来。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82年,中英就中国收回香港开始进行磋商。    

    这之后,金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随后他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受到了邓小平的四次集体接见。

“‘一国两制’是小平的伟大构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金庸在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对话中称赞“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构思,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    

    作为老报人,金庸先生对香港今天的政制发展尽入眼中:“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就是要真正正确认识“一国两制”,不能歪曲它的精神实质。” 

    “‘一国两制’强调的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如今香港与内地依旧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经济都没有改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一国两制’完整无缺。”金庸先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河水井水’说并不是指中央不能管、或者管不到香港,而是中央不以内地的方式强加于香港,但是,香港直属于中央管辖是不能置疑的。”

    金庸回击了香港没有民主自由的说法。他说,香港回归前,港督由英国派来,立法局的议员全由港督委任,港督还可以解散立法局遣散议员。而如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香港人协商选举产生,而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在即,30名议员由直选产生,30名议员从各个功能界别选择,这比过去进步很多。    

    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给香港很多优待。过去英国政府派兵到香港,英军的大部分军费要香港人负担,如今驻港部队的军费,香港人完全不用负担。此外,香港还不用向中央政府交赋税。

    金庸先生送记者一本《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那是他与池田大作的谈话录。在书中,金庸有3个章节讲述香港,他的基本观点是:我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着信心。(小标题)“他胜过我笔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金庸办公室两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直对美丽的大海。金庸十分佩服邓小平大海一般的襟怀。

    在1981年受到小平接见后,金庸在回答《明报》月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很佩服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他表示这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但此次采访中,金庸告诉记者,邓小平胜过他笔下钟爱的任何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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