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８月开始，为了翦除台湾外围屏障，毛泽东下令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一系列夺岛作战。在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利。总结胜利的经验和失利的教训，毛泽东深切地感到，渡海工具将直接关系到攻台作战的胜负。
    于是，毛泽东准备再度请求苏联援助。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１６日，在同斯大林会谈时，他委婉地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对于毛泽东亲自提出的援助请求，斯大林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最后，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斯大林是不会为了中国而得罪美国的。颇具戏剧性意味的是，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和１２日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美国政府的这种公开声明使斯大林可以不再过多地担心来自美国的干涉，因而同意毛泽东准备在适当时机实施攻台作战，同意将苏联援助中国的３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攻台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也没有同意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直接投入攻台作战。
    毛泽东积极争取外援，但却并不依赖外援。１９５０年，攻台作战成了军事战线的首要任务。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和比较，决定由粟裕担负指挥对台作战的重任。
    攻台作战的准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泽东对粟裕卓有成效的工作甚为满意，充分肯定“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同时又着重指出，“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就在加紧攻台作战准备的过程中，朝鲜的局势也在日趋紧张。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毛泽东在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的反应。不到四十八个小时，一个最令毛泽东担心的局面出现了：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随之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与此同时，杜鲁门还宣布美国将出兵朝鲜。
    对于美国的霸道行径，毛泽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一面号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一面告知全党，“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由于人民解放军尚无足够的力量在海上同现代化的美国海军较量，因此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不久，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攻台作战便在事实上无限期地推迟了。粉碎国民党“反攻大陆”迷梦
    全国大陆解放之初，战火并未完全熄灭。
    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迅即根治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同时不得不以相当精力指挥人民解放军的剿匪作战和粉碎国民党军的窜犯袭扰。
    国民党军溃败之后，其大批的残兵败将相聚为匪，加上各地尚存的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也转而为匪。这些新、旧土匪武装，在国民党残存反动势力的控制下，无恶不作，严重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
    毛泽东科学预测，未雨绸缪。早在１９４９年３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明确规定：“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在乡村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剿匪方针，即：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有机结合，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对匪特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同时，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求达到打击、瓦解、争取与最后肃清匪特的目的。
    从１９４９年５月开始，全国各新的解放区陆续开展剿匪作战。至１９５０年６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由于各地匪情不同，剿匪进程亦不甚平衡，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要求华东、中南地区加快剿匪步伐，并限令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务必在１９５１年５月底前剿灭一切股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