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圳“海归”经济由“弱”变“强”的制约瓶颈，主要有两道“坎”。一是“海归”人才的本土化问题。对此，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有一句名言：“海龟条纹”的“土鳖”成功率高。他认为，留学人员在国外呆的时间越长，对国内的情况一般会越不了解。因此要尽快地学会走出园区，融入社会。他说，现在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死亡率”很高，到深圳创业也不是进“保险箱”，政府的支持肯定有作用，但企业最终能否成功，关键看企业自身。现在来深圳创业的留学人员越来越多， 但是其中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这是残酷市场竞争的正常规律。如何提高“成活率”？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从深圳和中国的经验看，“海龟条纹”的“土鳖”成功率高，就是说，既有国际视野、国际技术和市场俺景，又能很快本土化的海归”企业是最容易成功的。他认为，“海归”企业首先要生存，然后才是发展。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企业能不能占有市场、能不能赚钱是第一位的。因此，要充分考虑融合国内外的各种资源，眼光务实，先求“成活率”。
    另一道“坎”是创业环境问题。有人把“海归”人才的创业环境称作是“五子登科”：要解决位子、票子、房子、妻子和车子等五大问题。以深圳现时对海外人才的重视和热度，位子即重要性问题不难解决，房子和车子对于富甲国内的深圳来说也不成问题。票子即资金有隐患，如主板市场移往上海，创业板又只听“楼梯响”，迟迟未见“人下来”，但无大碍，因为深圳还是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问题最大的是妻子问题，深圳太年轻，城市文化和教育水准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深圳由于国际学校少，且收费偏高，有的“海归”创业者只好把孩子留在国外，成为后顾之忧。有的则把孩子放在上海或北京就读，周末做“空中飞人”，成为无奈的选择。留人先留心，如果做不到“五子登科”，深圳始终有一块心中的“痛”，始终会有“后院起火”的危险。

海外人才战略“置换”国内人才战略  “海归”人才能不能“救”深圳？    “井喷”两字，既让人想起了石油，也让人想起了北大荒，想起了那位为了出好油、多出油的“王铁人”，那是中国能源极度匮乏时代的一种精神标志。在深圳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倍感人才匮乏的时代，“海归”人才的“井喷”，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深圳在2003年的第二天，即1月2日召开的市委三届六次全会上，提出要建成中国著名的人才集聚高地。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视察深圳，嘱咐深圳要有海纳百川的人才观。它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人才，已成为深圳的重要生命线。
    提出人才问题，是因为人才已出现问题。当全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当由深圳一马当先到全国万马奔腾的时候，深圳的人才危机警报已提前拉响。从人才流向看，深圳人曾引以自豪的“孔雀东南飞”变成了“东南西北各自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从人才素质看，每年来深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逐波下降；从存量人才看，已出现深圳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人才回流”现象，且有加快之势。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海归”人才的“井喷”增长，无疑来得太及时、太可贵，它让深圳人看到了阴霾中的一丝温暖的阳光。
    “海归”人才，或者大而论之海外人才，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一个时段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历史上的秦国，就是因为六国的人才尽“西入秦”而成就了王朝统一霸业；南北朝时北方的连年混战，大批人才投鞭南渡，才奠定了长江中下游文明的基础。放眼环宇，上世纪80年代，“海归”人才回流台湾地区，才有了宝岛的加工工业成功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勃兴；美国称雄世界，首先是人才称雄世界，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人才大“抢夺”，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科技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大陆人才的涌入和海外人才的投资，使原本资源匮乏、腹地窄小的香港由一个孤岛蜕变成国际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海外人才救了台湾、帮了美国、富了香港，历史的一幕，会否在深圳湾畔重演？
    笔者在研究深圳人才发展史的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规律：“牵引型”人才群体的变迁。
    国内人才成就了深圳--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国内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俗称干部）是“牵引型”人才群体，他们完成了深圳“从无到有”的历史，完成了“一夜城”的世界奇迹。但是，那是一个体制垄断的时代，政策垄断的时代，有思想、有想法、有性格、想挣脱旧体制锁链的人才，可以尽情地成为深圳--中国最早、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垄断政策召唤下的“俘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形成深圳近百万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