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在论述信息不对称时，不仅介绍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机制五种方式，还针对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就业、社会稳定等政策性负担，经理人可以将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因信息扭曲又无法分辨这一弊端，提出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剥离政策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使企业的利润真实反映经理人的经营能力。

  此外，书中的讨价还价模型、叫价拍卖模型、激励与保险权衡模型等都有助于分析转型期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揭示“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造成的后果，进而推进改革的深化。

  第三，有助于社会理性的形成。《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一部专业教科书，但它的传播使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及各种各样的对策模型迅速地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语言体系，引导公众从“利益结构”“信息机制”“策略互动”而非“道德评价”的角度观察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和问题，试举三例：（1）“囚徒困境”成为解读地缘政治与商业竞争的常识。人们意识到，一方面重复博弈能解决单次囚徒困境问题；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个体的“背叛”并非道德败坏，而是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从“呼吁道德回归”转向“改变游戏规则”，改革由此成为必要。（2）“信息不对称”成了解释市场乱象的新语言。人们在买到假货或遭遇服务陷阱时，不再简单地感叹“无奸不商”，停留在对商家的道德审判上，而是呼吁建立信号发送机制（如品牌认证、第三方检测）和筛选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尽管这也是有成本的且可能失效，但表明公众开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思考如何建立信用。（3）“正和博弈”改变了公众对“竞争”就是“零和博弈”的看法，人们开始理解“交易成本”和“合作剩余”，明白通过建立可信的承诺和合理的契约，可以将蛋糕做大，实现双赢。这样的事例还可以列举更多，《博弈与社会讲义》中讲了40多个迷你案例，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读来让人茅塞顿开。总之，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传播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培育了社会理性，它对于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公共政策，都有积极的意义。

  过去30年，博弈论的影响早已溢出了经济学，在法学（从“法条解释”到“激励机制设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从“权力博弈”到“策略互动”）、社会学（从“规范描述”到“演化机制”）乃至道德哲学、演化心理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与社会讲义》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今天在数字化与算法化的浪潮下，我们正步入一个由算法驱动、数据赋能、多主体实时互动的“智能博弈”时代，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更多的成果。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想特别提一下本书作者30年后对博弈论发展的最新论述。他在本书30周年纪念版序言中说道：“博弈论能解释均衡，但无法解释非均衡。”“理论预测与现实的不一致，源于博弈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工具理性；理性是共同知识；每个参与人知道游戏规则。”“如何将非理性行为纳入博弈分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体现了作者作为顶尖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深刻认识和反思，不仅精准地指出了经典博弈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时的边界，呼应了当代经济学和心理学交叉理论领域（如行为博弈论）的前沿探索，而且也指出了未来博弈理论的重要方向在于能够容纳人类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以及制度的动态演变。

  参考文献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年纪念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讲义》（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杨小凯：《一本有较高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书评作者简介
  陈昕，1952年生，从事出版工作近50年。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还曾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五所高等院校教授。主持、策划、编辑了30多套丛书，共计3000多种图书。著有《出版经济学研究》等16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200篇。著作、论文及编辑的图书数十次获得国家一级的奖励。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央组织部专家库成员、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